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新书推广，我出去做了几次演讲，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名诗人竟然可以去喜欢经济学，一名财经作家和一名诗人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我每次都回答，诗歌和经济学都从个人出发，都在关心人类的福祉，一名财经作家和一名诗人之间最大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一个具体的人，都有具体的财产权、知情权和自由迁徙权。我还继续说，假如一名诗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些权利，我基本可以认定，他并不了解人性，不了解人的幽暗，也不了解一个具体的人，究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当然，这样的回答，依然模糊。好在独立阅读的生活，能为我们找到史料意义上的佐证。我想提到的第一本书，是赖建诚先生的著作《梁启超的经济面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赖先生说，在将近一世纪之后重读梁启超，还是能感受到梁任公的文笔力量，文人的情怀跃然纸上。需要指出的是，很多读书人知道梁启超的知识分子情怀，知道他力主改良，努力传播西方文化，曾经说出了太多的中国问题，但并不知道他曾经在民国3年，也就是1914年担任币制局总裁，民国7年，也就是1917年担任过财政总长，在如此具体的经济领域，梁任公一样显示了他的热意与沉痛，他的激切与关怀，赖建诚先生认为任公在这里甚至有“愿意和魔鬼对决”的姿态。
许多年之后，我们回头看梁任公的财经主张，他主张币制改革（采虚金本位）、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土地国有论，简直像一个时代的先知，提前发出了正确的预告。遗憾的是，像他的改良观点一样，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几乎没有重视梁任公的声音，野蛮的暴力、愚蠢的公有制发展到极致。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国家之中所有个人的生活由此被摧残，被践踏。所有的政治家，所有的文化人，所有的艺术家，所有的工人，所有的农民，均以失败告终，没有一个人幸免。
前年集中写人物志，写到了梁任公的儿子梁思成。发现即使是儿子，也不赞成父亲的经济主张。在关于北京市的改造问题上，他认为城市建设必须要有通盘的计划与设计。梁思成从自己的规划与建筑本行出发，朴素的认为土地公有制比土地私有制更好，相信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才有可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统一规划，统一建造，统一管理。” 而他的父亲梁启超却早在1906年就提出了支持土地私有制的观点：“今日一切经济行为，殆无不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活动于基上。人人以欲获得所有权或扩张所有权故，循经济法则以行，而不识不知之间，国民全体之富，固已增殖。” （ 梁启超：《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载刘军宁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页。）
某种意义上，忽略私人财产权，给梁思成几乎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他一辈子的北京古典美学灰飞烟灭，他作为一个建筑学家的方法论，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价值观，都被共产主义的宏大叙事彻底摧毁。1949年之后，梁思成的个人史几乎就是一部处处退缩的历史，他试图退缩到他一辈子念念不忘的中国建筑美学之中。可是历史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只允许他退到宏大的国家意识和强势的共产潮流中去。我记得他晚年的忏悔：“我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党是不懂建筑的，因而脱离了党，脱离了群众，走上错误的道路。党领导政治、专家领导技术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党对技术的领导是丝毫无容置疑的；”记得他临终前，对女儿梁再冰说：“我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一定能胜利”；我们更记得1952年的许多傍晚，他一个人徘徊在北京正在拆毁的城墙下，守着那些残砖断瓦哭泣。这就是梁思成，一个没有自由经济思维和权利意识的美学家，最后一名为古典北京哭丧的人，一个在家国意识和古典审美中左右奔突的迷路人，一个让我们热爱、让我们悲伤的中国知识分子。
梁思成先生的命运由此成为一个现代读书人必须要参考的案例。为什么必须要重视人的私人权利，必须要守住人的私人场域？似乎一旦私人权利失守，不仅一个人具体的生活遭受打压，连他的艺术审美生活，也会被格式化。这里其实隐含着最基本的追问，即幽暗的人性追问。每个人的自私性，既是这个世界的缺陷之所在，也是这个世界运转的基本动力。也就是说，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审美生活，都必须而且只能从人的幽暗性出发。余杰先生的书《白昼将近》（晨钟书社，2008年4月），集中了他这些年的信仰与中国问题的思考，通篇读来，明显感觉到余杰努力认识神，认识自己的思考历程。远在美国的远志明先生对余杰的思考倍加赞赏，并欣然作序。远先生的有一段话，于我心有戚戚：
“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纯粹是一种个人关系，上帝若不在我里面，他就不在任何地方，上帝若在我里面，他就无所不在了，所以信仰是个人的私事。”
一名领悟到神的美意的读书人，必定是从个人主义出发，最终回到个人主义，神对人的确定，事实上才是个人主义真正的源头。这里我要隆重提到张灏先生，他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1月），就是这方面的大好著作。沿着文史的路径，追问人性，并推及历史的思辨和当下的困境，张灏先生的确是集大成者。张灏先生祖籍安徽滁县，这样的籍贯让人眼热，安徽为什么才子辈出，的确有某种神秘的因素。从胡适之、余英时、唐德刚，张灏，到我们的王晓渔，这样的风景让人流连。
余杰曾经在张先生的寓所里和先生有过通宵常谈，后来余杰整理出来的访谈录，令我记忆深刻。在张灏先生看来，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而清教徒的互约论，正是基于人的缺陷，靠两重互约建立人的社会。首先是人与神之间的互约。一方面人保证服从神意，谨守道德；另一方面，基于人的承诺，神保证人世的福祉和繁荣，在这人神互约之下，人们彼此之间又订下了进一步的信约，言明政府的目的乃是阻止人的堕落，防止人的罪恶。在这一大前提下，政府的领袖如果恪遵神意，为民造福，则人民接受其领导，若他们不能克制自己的罪恶性，因而违反神意，背叛信约，则人民可以起而驱逐他，否则整个社会，必获神谴，而蒙受各种天灾人祸。总而言之，清教徒的幽暗意识随时提醒我们：道德沉沦的趋势，普遍地存在每个人的心中，不因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而有例外，就人的罪恶性而言，人人平等。
说到基督徒，我必须要提到司徒雷登，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北京出版社再一次出版。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多人依然只是记得那篇蹩脚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几个人记得燕京大学？美丽的燕京大学早已被历史的灰尘遮蔽，早已成了读书人内心的忧伤，但爱却一直存在，一直抚慰一个个脸颊清瘦的中国读书人。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想追问，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与爱为敌，赶走了司徒雷登，中国就马上可以进入文明世界么？
索性再提一名基督徒的名字，她就是武汉东湖边上的华姿。相信很多人读过她写的《德兰修女传》，我最近读得更多的，是她的另外一本信仰笔记《奉你的名》（上海三联书店）。一个优雅的女人丰富的内心风景，靠着虔诚的信仰追问，被华姿美丽的文笔呈现出来。个人究竟应该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忽然的喜悦，忽然的悲伤，与持久的虚空，让华姿辗转反侧。生命在武汉东湖边上一条安静地小路上展开，从她的书房，到一朵花之间，华姿听到了神的安慰。我恳切地认为，应该有人去读这本书，尤其是女性读者，尤其是迷恋爱情的女性读者，当男欢女爱缺少了神的眷顾，华姿说，这样的女人看上去像一名惊险的运动员，从一个危险的浪头跳到另一个危险的浪头，女人们总是以为下一个才是避难所，殊不知，只有神的爱，才到永远。
回到经济学吧。最后我要提到的，是张维迎教授的《市场的逻辑》。随着我对圣经的进一步了解，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一名真正的自由市场理念的追随者，一定是看到了真理，看到了个人主义的出发点。只有市场才能捍卫人性，只有市场才能激活个人的创造性，只有市场才能叫人们得自由。在这样的意义上，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个市场经济的捍卫者，一定与神同在。宗教叫人死，信仰让人活。越过那些门派繁杂的宗教，直接面对神，你是神惟一的创造，你和神之间没有中介，你就是祭司，你的劳动就是祷告，每个热爱市场，热爱自由的人，都是蒙神眷顾的孩子。
“要翻墙，用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