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拿了个乒乓球团体冠军，作为第二男单。第一男单是个打过某市青年队的小伙子，现在一高校当体育教师。我是业余中的专业水准，在比赛中挑翻了不少体校出身的乒乓球运动员，当然，后者只是专业中的业余。乒乓球这东西，业余中的专业与专业中的业余比赛，谁输谁赢很难说。这有点儿像做学问，山寨中的学院派与学院派中的山寨，谁的水平更高也很难预料。当然，如果是业余顶尖对决专业顶尖，至少在乒乓球领域中前者毫无希望胜出。
我从小酷爱打乒乓，没练过，纯草根，但大学时接触过一些专业选手。有朋友曾分析中国人为何爱打乒乓，我觉得蛮有道理。她说，相比大球，乒乓可说是一种纯个人技术的运动，这使乒乓与举国体制有非常高的兼容性，不需要眼观八方的视野和心心相通的合作，只需拥有一颗灵活的脑袋和凶狠的心就能通向胜利，而满足这两项条件的中国人太多，这才是乒乓在中国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真意。
乒乓的群众基础，还反映在乒校的规模与数量上。目前中国数目最多的运动员很可能就是乒乓球运动员，而所谓运动员，在中国当今的词义里通常指纳入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市场机制下的体育竞技是自由选择，内蕴个人至上的竞技精神；举国体制下的体育竞技是包办婚姻，且是财政拨款下的包办婚姻，其实质是以税金换金牌，以战绩充政绩。举国体制的反思已经很多，姑不赘述，我只谈谈体制内运动员的专业阴影，而这专业阴影又常常将其导向业余水准。
譬如与我合作的小兄弟，本是专业出身，但已有一年多没打球，跟我开球的胜率也只是五五开。他说自己打球“打伤心”了。细问之，这伤心主要有两大构成：一是目睹体制内诸多怪现状。举国体制形成冠军、教练和体育官僚三位一体的庞大利益集团，同时催化体坛腐败。小兄弟是1987年生人，却曾被教练修改年龄，派出去打少年组比赛，对手多是1992、1993年生人，自然所向披靡。他还帮过不下10人代打比赛，拿到好名次，请他代赛者就可高考加分，多的能加20分。二是个人牺牲。举国体制是金字塔式结构，大量有运动天分的青少年被选拔出来，进行封闭式集训，最终只有少数能获得成绩与出路，多数的青春则被牺牲。中国体育报曾说，中国80%的运动员退休后因无一技之长，谋生艰难，其中很多人还因运动过量而患病，甚至残废。我这小兄弟没残废，但23岁的他也浑身是伤，四顾茫茫。
专业阴影笼罩他们的青春，并随时反噬，将他们青春所献给的标的变成虚无。我还有个小兄弟储铤，上世纪九十年代拿过大运会第二名。那时他晒得漆黑，一身肌肉有似铁打，腹肌六块像六片瓦一样堆得清晰分明，臀部结实而骄傲地翘着，一用力，用钢钎都插不进中间的道道。我跟储铤住对门，他每日从早晨8点练到下午5点，很苦。有天他训练归来，仅着一条底裤，站在宿舍门口发呆，大约一分钟后，他猛然用坚硬的头颅撞击坚硬的门框，力大势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数到20多下我不得不站出来劝止，并从此多了一个小兄弟。
半月前，我跟储铤等兄弟又喝了一台，没喝多少，昔日的猛男就不行了。在社会摸爬滚打的10年里，大运会第二名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东西，1米93的他必须比其他人更努力才能立足。在离开运动场走向社会的10年里，他活过，干过，吐过，受伤过，爱过，失去过，茫然过，颓废过，蠢蠢欲动过，又最终打消念头。
这就是运命，把你关在铁笼子里，上火上香，让你一点点蒸干，一点点熏枯，没得上坡，只有下坡，没得激情与速度，只有麻木与迟缓。但我依然记得当年那豹一样的少年，因为被关在铁笼之中，因为要冲出来，而在1998年的夏天，在宿舍门框上疯狂地撞击着自己的脑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要翻墙，用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