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闾丘露薇 | 评论(1) | 标签:媒体, 媒体人, 道德审判, 媒体标准, 新闻自由
这些天网络上好热闹，话题太多，和媒体都有关系，获奖的新闻照片，被访的名人二代，当然还有是非缠身的宗教名人。
根据以往的定律，这些话题，不出几天，很快就会消失在其他的话题当中，现在还有多少人对假学历问题感兴趣？也因为这样，觉得有点无力，因为一件事情大家还没有讨论清楚，还在似是而非的阶段，视线就转移了。不过也因为这样，每一个下一个，总是会显得很热闹，因为如果事情真的辩论清楚了，下一个，大家也就不需要费那末多的口舌。
于是每一次都会想，既然如此的重复，还要不要参与讨论？
只是迟疑一下之后还是觉得，还是应该表达，直到有一天，大家会觉得，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和常识。
看了一部电影，Letters to Juliet,里面的女主人公是New Yorker的fact checker,中文应该叫做内容复核员。也就是对杂志雇用的记者的作品进行核对，比如电影里面的例子，时代广场那张经典照片，水兵亲吻女护士，复核员的责任，需要找到当事人，或者目击者，证明这不是摆拍，真的是很随意所发生的一个场景。
New Yorker之所以成为New Yorker,当然是因为它对于品质的要求。这是不少美国杂志曾经坚持做的，比如记者作了一个人物专访，复核员会打电话给被访者，确认文章里面的话是否是被访者所说的。也因为这样，一些报道注定是无法刊登的，两种原因，一种是记者杜撰，或者道听途说，总之没有和被访者亲口核对，另外一种，被访者反悔了。
这样做的必要性？一方面为了媒体本身的公信力，避免报道在刊登之后被别人指出错处，另一方面，也对被访者公平。
前些天还和几个同行聊起这样的事情，常常遇到同行打电话来聊天，之后会发现，有的聊天内容变成了报纸版面的一部分，这让人很疑惑，不知道是把对方当成朋友还是采访者，因为毕竟，如果知道对方是采访的话，那些话该说不该说，自己自然会有分寸。
只是，坚持这样做的已经不多，不是一种适用于其他媒体的方式。媒体之间的区别，在于媒体老板的追求，或者在中国，在于媒体被如何定位，配合政府还是监督政府。
才知道朋友被炒鱿鱼了，因为在公司和同事聊天的时候说了公司的坏话，公司还出了一份Memo,指他有预谋的蓄意诋毁公司。不过这家公司这样做并不让人奇怪，一直以来有很多的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规定，比如文章里面不能够出现老板的姓氏，只不过作为一家香港的商业媒体，这样的管理，很难让人想象，如何成为一家有公信力的媒体。
当然，可能公信力本身就不是这家公司的老板所追求的，他只需要收入还媒体影响力所带来的实力，比如批评政府，很多时候是为了为自己争取好处。而且现实情况在于，如果读者并不在乎所谓的公信力，那末这样的经营方式被证明可以成功。
我们谈论新闻自由，总是强调政府的干预，其实除了权力，还有资本，除了一些媒体老板的从来不把媒体看成社会公器，而是自己的私产，还有赢利的压力造成的影响，比如广告客户。对于商业媒体来说，说到底还是老板更在乎什末，而在中国内地，则两样都无法避免。
很多中国的媒体人感叹媒体处于弱势地位，那要看像对于谁，对于公权力之外，媒体因为握有话语权，不可避免地要显得强势。也因为这样，在针对公民个体，只要不涉及到公权力的时候，特别是在进行道德审判的时候，真的要非常小心。毕竟，如果从道德的层面，谁也不完美，媒体没有追根到底，即便推托是体制的无奈，那也和那些站在渔船上捞尸体的渔民没有分别。
相信大部分的媒体人，除了报道看到的，谁都希望报道表象背后的，最终希望能够改变社会中不合理，不公平的地方，说到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公众，而公众不就是人民？但是每次刚要触及到深层次问题的时候就被叫停。
“要翻墙，用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