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之年: 中国经济如何破解“两难”－－光明日报

　　主持人：本报记者　颜维琦　温源　张玉玲

　　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李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张立群

　　“两难”问题是中国经济从应对危机的超常规刺激政策中逐步退出，转向可持续的复苏进程中，必然会遇到的挑战。

　　记者：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7月份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数据。我们注意到，7月份各项指标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同时，部分指标也出现了增速放缓，这意味着什么？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成长面临的内外部环境？

　　李扬：到目前为止，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并没有完全消除。美国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牢靠，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又接踵而至，更令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阴影，这是今年的一个新问题，作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国外背景，我们必须关注它。

　　欧债危机不会很快过去，它对中国的直接影响是对外贸易。虽然国内消费在增长，但是没有达到能够取代出口和国内投资的地位，国内经济结构没有实现根本转变。再加上国内面临通货膨胀、节能减排、房地产及股票市场等诸多相互牵制的实际问题。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无论对于行政监管者还是理论界、业界都形成了重大挑战。

　　巴曙松：从国内看，2010年上半年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经济增速达11.1%。预计三、四季度经济增速将放缓，呈现前高后稳的格局。从国际环境看，全球经济可持续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特别要关注的是可能的外部需求萎缩与内部紧缩带来的叠加效应。

　　从国内的情况看，一方面要降低对政策刺激的依赖，另一方面市场内生性的增长动力还在培育之中；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已经初见成效，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调整还并不明显，房地产调控的力度还不能轻易放松；一方面节能减排的压力不小，同时今年一季度单位GDP能耗还有所上升，而另一方面完成节能减排的任务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可能还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蕴含了一定的债务风险，另一方面过于严厉的紧缩可能产生一定的半拉子工程，对经济复苏的冲击可能更大；一方面需要增加劳动者收入，另一方面短期内过大幅度的工资上升也会转化为物价的压力。

　　总体来看，这些两难问题，应当说是中国经济从应对危机的超常规的刺激政策开始转向可持续的复苏进程中，必然会遇到的挑战。化解这种“两难”，需要保持政策上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加快结构调整，培育新的增长点，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可持续性。

　　一松一紧，表面上构成“两难”，但只要政策选择得当，节奏把握准确，是完全可以化解的。这考验着我们的宏观调控能力和艺术。

　　记者：面对“两难”困境，宏观调控政策应当如何把握？最近中央接连开了好几次会，为宏观调控定调，明确提出既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稳定性、连续性，又要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如何理解这一方针？

张立群：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两难”问题，我觉得首要一点是增长基础不够稳固。一方面对外贸易波动在所难免，一方面国内投资增长的基础还不稳固。政府投资退出后，企业投资活动尚未全面恢复。高耗能企业的投资出现萎缩，汽车行业投资处在谨慎观察阶段，产能扩大迹象不明显，房地产投资增长也存在不小的变数。此外，长期存在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虽然各方做了努力，但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也影响到中小企业的投资力度和积极性。可以说，从政府投资转向企业投资，目前基础尚不稳固，存在一定的变数。

　　综合来看，通过多种措施，上半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但要实现新一轮经济可持续平稳增长，还有不少突出问题有待解决，需要我们在政策选择上把握得当。比如货币政策，当前市场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如何解决？过于收紧，会影响投资恢复，过于宽松，不利于管理好通胀预期。着眼长远的话，应该着力引导货币向实体经济流动、同时通过积极发展证券市场，消化过多的流动性。我认为，一松一紧，表面上构成经济发展的“两难”困境，但只要政策选择得当，是可以化解的。

　　巴曙松：仅仅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为例，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整的趋势已经日益明朗，但如果房地产市场调整的时间较长，一方面可能会对实体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超乎预期。因此需要考虑一些对冲的措施，这包括加快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促使地方政策在市场调整时期依然稳步增大土地的供应，在对房地产信贷进行一定限制的同时放开市场化的房地产融资渠道，这可以部分对冲房地产市场调整可能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

　　记者：宏观调控这一基调的确立，对当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有何现实意义？

　　巴曙松：我理解，下半年的宏观调控应当以稳定政策为主基调。一方面，今年以来出台的一系列调控政策，如楼市调控、对信贷总量和节奏的控制、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规范化、节能减排、出口退税等政策，其效果如何需要观察，可能暂时没必要进一步收紧，否则可能导致“超调”，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另一方面，只要经济增速回调在预期范围内，也没必要过于匆忙地出台所谓“二次刺激”政策，否则会助长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

　　中国经济复苏态势基本确立，已经开启新一轮上升周期。当前的关键在于通过“调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巩固经济复苏基础，实现可持续增长。

　　记者：当前经济环境下，保增长、调结构、防通胀三者关系有何新变化？

　　张立群：2010年，中国经济必须实现从政策支持的增长，转向市场力量支撑的平稳较快增长，目前这一过程正在进行当中。应该达成共识的是，平稳较快增长是结构调整的前提。必须在增长中优化结构，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推动企业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如果没有增长的保障，而是出现职工收入降低、就业岗位减少等情况，那样的调结构并不是我们的初衷。调结构应该是在发展中调整优化，需要我们把握好宏观调控的重心、节奏和力度，同时需要体制机制和政策的引导配合，推动结构调整出现更积极的变化。

　　巴曙松：从全球视野来看，政策退出和复苏管理正在成为全球的共同课题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旋律。中国经济复苏态势已基本确立，从宏观政策的调整与转换来看，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重点正由危机应对全面进入复苏管理，这一阶段的关键在于通过“调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巩固经济复苏基础，并实现可持续增长。

记者：具体要通过哪些措施协调三者关系，从而在稳固经济复苏的基础和避免短期内过度波动间找到平衡？

　　巴曙松：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必然会实现“再平衡”，即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复苏顺利转化为市场主导的可持续复苏。如果不出现大的外部冲击和内部刺激，预期2009年一季度以来在政府投资带动下的迅速增长基本在2010年一季度阶段性见顶，进入一个平稳回落期，这个回落的态势预期会一直持续到2011年的上半年，在结构调整的推动下，开始进入新的一轮上升。

　　在这个平稳回落的过程中，加快结构调整最为关键。唯有此，才能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内生性更强。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回旋余地应当说更大，这包括依然居高不下的储蓄率，较大的城市化发展空间，依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供应，广阔的服务业发展机会和消费的增长潜力，以及不同区域发展的广阔机会，都可以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增长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