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
来源：《财经》杂志2010年第18期
现在房地产商卖房子很有技巧。为了在激烈竞争中吸引买主，策略之一就是给楼盘起洋名。比如明明是六环之外一个鸟不生蛋之处的楼盘，美名其曰为“香榭丽舍”，隔壁那个楼盘则叫“莱茵河谷”，再隔壁那个叫“曼哈顿寓所”。为什么呢？听起来洋气呗。
把产品打扮得洋里洋气以促销的，不仅仅是房地产商或者化妆品商，现在的学者们也深谙其道。比如，明明是推销专制思想，你绝不能上来就“董仲舒说过”，或者“张春桥指出”，你得说什么呢？你得说“施密特说过”。
施密特是谁？你可能会问。这就对了——如果连你都知道了施密特是谁，某些学者还怎么拿他来装神弄鬼。其实施密特，这个中国思想界的新款LV包，无非是希特勒第三帝国时代的姚文元而已。1933年加入纳粹党并被任命为纳粹法学家联盟主席，二战后差点在纽伦堡受审判，由于拒绝“去纳粹化”而从此被禁在德国任教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半个世纪后被一群中国学者八抬大轿抬到了中国的学术寺庙里供奉，虽然我理解“出口转内销”是乡镇企业提高产品价格的捷径，还是感到情何以堪。
比如，关于施密特，我国著名学者某某某、某某某和某某某分别写道：
“在施米特看来，自由主义的毛病，就在于相信或幻想‘敌人’可以被转化或化解掉……自由主义者相信和平、理性、自由讨论和互利交换，但政治问题的最内在的核心，是‘保卫自己的存在方式’，是‘击退敌人’；它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政治上的‘敌友之辨’不是玄学或纯思辨，而是最现实、最具体、最性命攸关的事情……自由辩论、私有财产、法律的形式公正和趋利避害的市民阶级理性都无法消解或转化政治的内在强度。”
“在施密特看来，这种宪法至上的政治观念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因为当一种政治力量准备摧毁整个宪政民主体制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政治陷入到施密特所说的‘非常状态’时，没有任何合法的力量可以挽救宪政民主体制……正是面对这种政治上最危急状态，主权概念才凸显出来了。换句话说，主权不服从宪政状态，而是在关键时刻拯救宪政状态。主权依赖的不是宪法，而是高于宪法的决断……施密特的理论实际上克服了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正如施密特所说的，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人与朋友。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这就是政治的实质，自由主义者往往不敢面对的实质。”
“把宪政搞成自由主义的法治形式，根本误解了政治形式的实质。施米特的决断论的含义是协调或并置政治原则和自由原则，强决策的国家并不缩减任何市民社会的自由成份。纯粹法学的自由主义宪政观念过于理想化，认识不到其中仍然存在国家的主权问题，自由的法治仍然必然表现为政治的专权。看不到自由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划分敌友）现实，要么是幼稚的，要么是自欺欺人。”
上述引文只是施密特中国粉丝团的众多言论之三而已，而且是我从上述学者们迷宫一般的文章里颇费周折地挑选出的三节最接近汉语的段落。由于字数关系，我只能挂三漏万。其实仔细一读呢，粉丝团的言论大同小异，翻译成大白话无非是：当社会的利益或者观念分裂到一个极端程度时，自由主义主张的理性辩论就可能没用了，而需要“主权者”分清敌我，借助于强力打击敌人。我不知道这样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意思为什么非要左一个“政治的反题”右一个“价值的僭政”来表述，甚至为什么需要绕道施密特来表达，但表述方式倒是次要的，关键是内容的千疮百孔。如果我是上述学者们课堂上的学生，肯定忍不住举手提问：
第一，我能理解“理性辩论”有不够用的时候，但谁来决定什么是需要“主权决断”的“紧急时刻”？57年储安平质疑“党天下”的时候情况够紧急吗？59 年彭德怀庐山“反攻倒算”大跃进的时候紧急吗？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表现紧急吗？76年清明节民众缅怀周恩来的时候紧急吗？如果“主权者”可以大笔一挥随便指认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紧急时刻”，我们怎么办呢？
第二，施老师说政治的本质是“分清敌我”，那么，谁来“辨别”敌我以及怎样辨别“敌我”呢？希特勒揪出了犹太人和共产党员，斯大林揪出了“富农”和“托洛茨基份子”，我们曾经揪出了“地富反坏右”，为了继续讲政治，下一步我们该按照什么标准揪谁呢？存款100万以上的人？一切爱看“非诚勿扰”这样低俗节目的人？破坏稳定的“发帖犯”？“越级上访”的人？袁腾飞及其粉丝？如果“主权者”一不小心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大笔一挥随便指认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敌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第三，就算“紧急时刻”可以为强权辩护，那么，如果政府可以“强权”人民，更强大的“霸权”国家“强权”我们怎么办呢？自认倒霉吗？如果B压制A是对的，为什么C压制B就是错的呢？比如，小布什在911之后的“紧急状态”下非常“决断”地分清了美国人民和恐怖分子的“敌我关系”，并一举发动了伊战“打击敌人”、“保卫自己的存在方式”，如此“决断”的领袖，怎么不见施密特粉丝团叫好、只见他们叫骂呢？是不是因为在恐怖分子炸了楼的情况下布什才“分清敌我”，彰显出他不如那些极左或极右独裁者想象力丰富？而真正的“决断力”必须表现在无中生有的能力里？
第四，那个频繁出现的“主权者”是谁呢？某阶级成员吗？某党派成员吗？是公民吗？包括低俗节目爱好者、袁腾飞及其粉丝、存款100万以上的人以及发帖犯吗？如果不是公民，又是指谁呢？按什么标准认定？体重在100斤至130斤之间、双眼皮、不爱吃麦当劳这个标准如何？也许还应该加上一条“有生以来感冒次数为偶数”？
其实，把施密特的逻辑推到极致，就是暴君或者暴民可以任意指定“敌人”、捏造不存在的“危险”、继而以“决断”的名义实施暴政，而这正是施密特能成为纳粹法学家的原因，也正是纳粹极权悲剧的逻辑链条，同时也是左翼极权悲剧的逻辑链条。回顾20世纪最大的悲剧，无一不是“主权者”在“紧急状态”下揪出 “敌人”并施以“强力”迫害的情境。这样一个逻辑上漏洞百出、伦理上早已破产的理论，竟然被一大群中国学者作为学术地沟油回收过来，炒出油光滑亮的论文和书籍，搞得年轻学子谁不施密特一下都不好意思出门，这次第，怎一个正龙拍虎唐骏读博。
不错，施密特的问题意识不是没有道理：自由讨论有其力不所及之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能依靠战争解决政治冲突（比如美国南北战争）。但是这种对强力的诉诸前提是“迫不得已”，即所有的对话空间都已被开拓和穷尽。换句话说，只有在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和哈贝马斯的“有效沟通”被穷尽的地方，施密特才可能有意义。但是在中国这种自由讨论仍然极不充分的情境下讨论自由的限度，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甚至都没出现的地方大谈施密特，好比一个300斤重的胖子刚减肥减了30斤，理论家们就开始对“他会不会太瘦了”这种“紧急状态”喋喋不休，问题意识错位到哪儿去了呢？直把加州当汴州了吧。
此事的另一个有趣之处在于，施密特中国粉丝团中的核心人物们很多都是反西方文化霸权的民族主义者。作为民族主义者，却如此钟情于用生硬的翻译体语言、晦涩的西方文本、掉西方书袋的方式翻山越岭来说教中国人，便是我，也感到了传说中的“吊诡”。我说，爱国能从爱汉语的轻盈灵动、从直视普通中国人的经验世界开始吗？一个女孩一边桀骜不驯地说“漂亮是普世价值吗？”一边悲愤地掏出了粉饼、口红和眼霜，这我想起一个词，叫“自卑自负情结”。等等，我又想起一个词，叫“拧巴”。你能想象一群当代德国学者凑一堆，在那引用康有为捍卫德国，说着说着又对东方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吗？这个画面是如此之拧巴，简直是毕加索出品。对施密特迷们，我想说的是，其实，从朝阳区到海淀区，是可以不绕道阿尔卑斯山的，坐地铁10号线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