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数字就足以让中国经济决策者彻夜难眠–6，540万套、287亿美元和2.45万亿美元。
这些数字依序是:政府调研机构对中国空置房屋数量–大多为投机性投资–的预估值、中国7月贸易顺差以及中国为了压制人民币汇率而积累的外汇储备。
这三项数字简要概括了中国经济扭曲的一面–通过压低资本和其它要素成本的方式来鼓励投资，代价却是牺牲消费者的利益.工资低和存款利率低，压制了消费者购买力。
由于国内无法消化所有自产商品，中国便转向出口。
中国经济过去30年就是靠这种模式迅猛发展，并且一举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北京方面也承认这一模式不可持续:中国必须更依赖家庭消费，尤其目前正值西方勒紧腰带以消除过度的负债，造成中国出口前景趋于黯淡。
不少专家确信，务实的中国将在未来十年成功转型，新增长模式将建立在以下基础上:城市居民消费、技术创新以及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不过也有人态度保留，主要在两个方面.首先，中国太晚才开始想要摆脱投资密集的出口增长模式;其次，执政党将无法战胜抵制改革的既得利益群体。
“失衡的状况不可能以这种速度再持续十年，根本就不可能，”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Michael
Pettis说。
他表示，改革的压力在两三年内将变得迫切，若贸易摩擦迅速增多，那麽时间可能更短。
“他们开始着手转变，但世界上其他国家可能不会有太多耐心等待，”Pettis说道，”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大约为5-6%.”
避免政治翻车
一些身处当局核心的人士也有着同样的疑虑。
中国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长期以来认为，中国需要实施稳健但深远的政治改革。
他在新书《中国向何处去》中谈到，只有精简政府架构、鼓励小企业发展并消除房地产市场扭曲，才能避免政治翻车。
“我们向哪里去?所走的道路选对了，我们就可以避免坠入发展陷阱;走错了，我们就可能跌入社会政治动荡、经济发展缓慢的’中国陷阱’之中，承受经济凋敝、国家竞争力下滑之痛，”周天勇写道。
他认为，如果政府继续奉行”特权行业、大企业、大资本和大项目”的发展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中国陷阱”。
他指出，由于中国已形成路径依赖和惯性，且既得利益群体已经做大，转型过程将很艰难。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等人认为，中国的生产市场充斥着各种扭曲，包括补贴生产商、出口商和投资者。
他们在”中国:下一个20年的改革与发展”这份澳洲-中国论文集中写道，劳动力、资本、土地和能源都很廉价。
他们认为，这相当于向投入要素征税，而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消费者，这正是居民收入和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直线下降的原因。
他们写道，”所有这些表明，要素成本扭曲已经成为中国结构失衡背后的主要原因，再加上其它问题，比如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以及污染等，这些都可能严重影响中国经济未来保持快速增长的能力.”
既得利益集团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已经不在于经济政策，而转到了政治经济层面。
另一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姚洋认为，政府本身、其依附者以及国有企业，就结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在同一论文集中，姚洋表示中国共产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应认识到如果希望同时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稳定，除了实现更全面的民主化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强势和特权集团的出现，将阻碍经济成长所创造的福利在社会中的公平分配，结果可能枉费共产党以经济成长换取民众服从统治的策略，”他说。
金融线记者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表示，尽管下一阶段的经济改革必然伴随着政治风险，但不应该排除中国共产党实施改革的可能。
“分拆中国的经济利益集团，会给共产党的政治力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吗?在密林荆棘中辟出道路总是艰难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适应能力不容低估.”马利德在新书中写道.
“要翻墙，用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