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很多人都知道“维稳”，也有很多人知道“截访”，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北京曾经有过因为维稳需要而出现“截访”，然后出现了专门为截访所获的上访人士准备的“黑监狱”。其实这说得也不全对，黑监狱本身都是各种廉价招待所之类的地方，监禁的行为虽然在，但并非那种黑牢。这事儿为人所知，还是因为某位上访的女士被看守强暴才真相暴露于天下。

最近，根据《财经》杂志报道，截访事宜已经从执行的主体上发生了转变。北京有一家叫做“安元鼎”的保安公司这两年在各地驻京机构当中声誉鹊起，其主营业务就是用穿着很有“特警”风范的保安服进行截访，截访之后把这些人带到早就准备好的地点，最终送上火车、遣返家乡。作为这种行为的合理推论之一，这个截访的过程应该是很不温柔的，这种类似于绑架的拘禁也不会温柔。但除了这家公司原员工透露出的一点消息之外，由于那些拘禁地无法探访，到底是个多么黑暗的状况还不算清晰。

关于上访与截访之间的矛盾略提一句也就罢了，说得已经足够多，再说也没有意义：上访原本是作为一种行政干涉司法的手段，在法制不完全的状态下使得错案有纠正的机会。但由于维稳大局以及各地的法制建设的滞后，上访从原来的约束地方胡作非为，变成了中央政府的一种巨大担忧与负担，取消上访制度又怕出现更为复杂的问题，所以，《新信访条例》以及各地的政绩规定当中，已经把上访视为扰乱社会的一种行为。也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截访成为了心照不宣的常态，而承担这个责任的原来是各地驻京办。又因为驻京办的表面撤离，使得这种生意得以迅速发展。

在这个背景之下，最应该警惕的倒是这种截访的方式。

地的观察来看，这种把权力下放的方式已经成为各地的常态，授权不法、监督不足，使得这种下放的权力很多都成为类似黑社会一样的东西。可由于那层权力下放的外衣，这又大致算是“自己人”了。这样的权力使用者大概算是真正的介于官匪之间吧，据这家公司的前员工说，他们可以在北京的大街上直接把人抓走，还可以让去调查的警察无所作为。 而这家公司的保安们并未因此获得多少利益，他们的收入很低、人身也有被控制的嫌疑，比如说收走身份证什么的。这种状态难免更是令人感觉悲哀：这等于是一些生活在底层的人迫害着另外一些底层的同胞，这倒是成为一道让人心酸的风景了。

记得在上学的时候学过的法律常识告诉我们，除了警察或者国家授权的强力机关之外，我等的人身自由不受其他人侵害，相信到了今天，这条法律常识至少在纸面上还是存在的。但保安公司算是国家授权的强力机关么？相信谁也不敢这么说。如果突发事故而保安在场当然是可以有限动用暴力，这种截访而拘禁，根本就是形同绑架，哪怕这是地方政府所委托的事儿。

从中可以看出，某些暴力的合理使用权目前正在经历一个下移的过程。我们其实对此并不陌生，警察周围有协警、城管身边有协管，拆迁的时候有不明身份的“社会人员”，在相关机构的默许之下，这些力量作为工具还是挺好用的，就是出现什么追责的状态时，用来当做卸责的工具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如果只是工具倒也罢了，毕竟那还是可以弃用的。这种原本应该属于政府的权力一旦流失，就不会是从一个端口流失出去，而是从各个领域都开了口子。就我游走各地的观察来看，这种把权力下放的方式已经成为各地的常态，授权不法、监督不足，使得这种下放的权力很多都成为类似黑社会一样的东西。可由于那层权力下放的外衣，这又大致算是“自己人”了。这样的权力使用者大概算是真正的介于官匪之间吧，据这家公司的前员工说，他们可以在北京的大街上直接把人抓走，还可以让去调查的警察无所作为。
地的观察来看，这种把权力下放的方式已经成为各地的常态，授权不法、监督不足，使得这种下放的权力很多都成为类似黑社会一样的东西。可由于那层权力下放的外衣，这又大致算是“自己人”了。这样的权力使用者大概算是真正的介于官匪之间吧，据这家公司的前员工说，他们可以在北京的大街上直接把人抓走，还可以让去调查的警察无所作为。 而这家公司的保安们并未因此获得多少利益，他们的收入很低、人身也有被控制的嫌疑，比如说收走身份证什么的。这种状态难免更是令人感觉悲哀：这等于是一些生活在底层的人迫害着另外一些底层的同胞，这倒是成为一道让人心酸的风景了。

而这家公司的保安们并未因此获得多少利益，他们的收入很低、人身也有被控制的嫌疑，比如说收走身份证什么的。这种状态难免更是令人感觉悲哀：这等于是一些生活在底层的人迫害着另外一些底层的同胞，这倒是成为一道让人心酸的风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