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巧的是，最近的几桩新闻事件，新闻当事人本来是所谓的知识精英群体里的人物，却分别与上述三个特征相吻合。
诠释了“暴徒”涵义的是雇凶伤害方舟子的“准中科院院士”肖传国，目前已被刑拘，牢狱之灾正在等着这位海归教授；属于淫棍类的是这几天红遍网络的天津某副教授，这位副教授的日记近日被传到了网络上，日记显示，与这位副教授有染的女性多达十几人，其中包括很多女学生，日记中的性爱描写俯拾即是，香艳程度远超贪官韩峰的日记门；还有一位痞子类人物是“微博捉奸”的男主角，铅笔社的民间经济学家陈青蓝，在被妻子捉奸在床并在微博直播之后，号称自由主义者的陈青蓝的回应是：“道德永远是个人的选择，不存在集体道德。请不要挥舞着道德大棒来打人，因为那是你的道德，不一定是别人的道德。”
继“小姐”和“同志”之后，“精英”也正在成为一个被毁掉的词汇，搞得现在几乎没有人敢承认自己是知识精英了，这确实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怪现状。最近上述三位“知识精英”的表现，无疑又在这个词汇身上添了几个脏脚印。
当增长压倒启蒙
精英本来应该是整个社会的知识和智慧的结晶，是文明的火车头，是道德和美好生活方式的典范。中国知识精英的形象为何与此渐行渐远？要探究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还得从20年前说起。
高校是知识精英最为集中的地方，我们以这个群体作为考察对象。在上世纪整个80年代，承担思想启蒙重任的知识精英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仅社会地位高，而且确实也集中了那个时代的优秀分子。一些知识精英在那个时代都是大众明星，相当风光。
在80年代，社会进步的主要阻力还是来自于思想，在这个背景之下，学者们的思考和研究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都有引导作用，知识精英的使命感和道德感都相当强烈，大家都怀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真诚去思考和研究，不论是公众还是知识精英自己，都极少有人去怀疑这项工作的神圣意义。
这种情形在80年代末的社会震荡之后发生了很大改变，整个社会从上到下来了个从理想主义到实用主义的大转向。高校学术研究的环境也为之大变，之前纵横驰骋的大思想话题已经在言说空间上严重受限，知识界逐渐将研究的话题由思想转向了学术。
这种情形和清朝乾嘉学派的兴起似有相似之处，由于雍正、乾隆年间的言论限制，当时的知识分子逐渐放弃了宋学好谈宏大的理学、议论时政的路数，改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考据和整理上，寻章摘句，专注于纯学术的考据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知识界在80年代末的这一转向未必是一件坏事，学者们从喧嚣的思想阵地上退下来，专心补一补纯学术的课，把学问做得更扎实、更专业、更符合现代学术规范，有利于弥补80年代思想界学养的不足，有利于祛除80年代的浮躁之气。
然而，这把从思想转移到学术的火没烧几年就行将熄灭。首先是整个社会的外部氛围急遽蜕变，全社会进入了一个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财富的时代，增长压倒了启蒙。这使得以往处于社会关注焦点的知识精英逐渐淡出了公共视野，在闷声发大财的社会氛围下，谁还去关注什么思想和学术呢？
公共知识分子风光不再，那么专业知识分子呢？本来在一个健全的现代学术环境中，多数知识分子都是在一定的专业领域活动，价值评价也是由专业圈子来决定的。然而这些年愈演愈烈的学术行政化使得这种专业评价也乱了套。
学术政客和学霸们把持了学术评价，把持了学术资源的分配，这直接导致了学术界的腐败。这种腐败实际启动了一个“劣胜优汰”的机制，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反而是肖传国这样大肆造假的无耻小人混得风生水起，若不是因为偶然被方舟子戳穿，肖传国甚至可能因为造假而当上中科院院士。这样一种
“劣胜优汰”的机制实际就是在鼓励流氓行为，最终在知识精英群体中产生肖传国这样极端的流氓，也是早晚的事。
失意的知识精英
学术评价机制的失灵、高校的行政化，对于怀有学术理想的文科青年学者打击尤为巨大。他们本来在读书期间，受到了比上一辈学者更为现代更为规范的学术训练，其中不少人是怀着学术理想进入学界的，但进去后发现很难安心做学问。
做个专业学者吧，没有一个公正的专业评价圈子，拿不到课题，升不了职称，资源都在学术官僚和学霸那里把持着，他们都富得流油，而没有权力的青年学者却穷得滴血。
想做个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成，一来缺乏空间，二来现在整个社会并不像80年代那样关注学者的意见和研究了。因为社会进步的障碍早已不是思想，而是赤裸裸的利益，在尖锐而明了的社会矛盾面前，人们并不需要学者来提供多复杂的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看到，这十几年来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依然是那些老面孔，新人极少，这是一个极难诞生学术思想明星的时代。近年出现的一些所谓文化名人，比如韩寒、于丹、钱文忠等人，与其说是思想明星，不如说是娱乐明星，因为他们所做的东西，与学术思想关系不大。
一个踏入学界的年轻人面对这般情形，他要么选择投身于学术腐败的洪流，造假、行贿、投靠学术权贵以获得利益。要么走向社会，为既得利益集团背书。这两种选择，都将使得知识精英堕落成流氓，也自然为社会所鄙视。
在学术界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之后，后来者只能喝点清汤，极低的物质待遇加上无法实现学术兴趣和理想，这样的行当自然无法吸引到优秀的学生加入。就我切身观察，这些年国内高校的文科知识分子的整体素质呈明显的下降趋势。特别是在文科的基础学科，硕士博士学位已经很难吸引到优秀的学生，愿意留下来苦读的，才能平庸，没有出路不得不进高校的占了相当部分。一个无法吸引优秀分子的行业，自然也会走向恶性循环，最终也不被社会尊重。
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些知识精英既无法实现世俗利益，又缺乏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尊重和荣耀的时候，他们的人生价值如何实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严重怀疑这份工作的意义，很多人甚至称自己就是骗子。一些青年教师流传这样的说法，现在高校文科老师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一点“性福利”了。谁瞧得起我们这些穷酸文人？也就只有去忽悠一下涉世未深的女学生的崇拜了。于是乎，天津副教授的性爱日记就这样炼成了。
知识精英的民粹化
除非成为学术权力圈子里的一员，这十年是知识精英最为失落的十年。尽管公共知识分子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风光，但依然有人愿意参与其间。毕竟，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更何况是在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
但当下参与公共话题讨论的知识分子中的民粹主义倾向却同样令人担忧。美国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特在比较各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指出，“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倾向于拥护民粹主义，因为他们既同现有的权力等级体系缺乏联系，又对之不满，他们唯一的力量源泉在于人民。同时，他们的民粹主义也派生于他们对更发达国家所持的一种矛盾心理……对民粹主义的崇拜产生了一种信念，即‘相信普通民众（即受教育者和非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和巨大的道德价值’”。
当下中国知识精英深切地感到了社会分层的日益固化，而且至今还没看到打破这个铁屋的希望，这样一种绝望，加上自身境况的不如意，很容易走向激进的方向，产生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经常表现为，逢权威必反，逢权力必反，凡是底层民众的，就是受害的，就是正确的。
在近期的世卫麻疹疫苗事件中，以及在山西的转基因玉米的谣言中，许多知识精英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不相信科学，选择了相信低级的阴谋论和谣言，一些媒体报道也充当了传谣的角色。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知识精英的科学素养还严重不足，知识结构老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既有的民粹主义倾向使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民粹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激进思潮，往往在社会两极极端对立的时候得以盛行，破坏力巨大。而知识精英所持有的理性和对建设性批评的追求，本来是化解极端情绪的良药，如果知识精英群体也变得民粹化，那无疑会将我们的社会置于危险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