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春秋大义，可笑政府小气
一
中国政府年年发表《美国的人权纪录》，将人家公开媒体早已报道的不良现象吹毛求疵地罗列出来，而对于自家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黑暗特别是层出不穷的人权灾难，则是能遮则遮能掩能掩，实在遮掩不了，那就轻描淡写、淡化处理。
中国媒体当然更“歪”得一塌糊涂，对于国内无穷无尽的天灾人祸是能遮则遮能掩能掩，实在遮掩不了，那就轻描淡写、淡化处理；却热衷于无微不至地报道国外的不良现象和自然灾难，一副幸灾乐祸的味道。
古人云：“见人而不自见者谓之蒙，闻人而不自闻者谓之聩，虑人而不自虑者谓之瞀。”（徐干《中论》）中国政府及媒体的做法，真可谓集“蒙聩瞀”于一体也。
董仲舒指出：“自称其恶谓之情,称人之恶谓之贼；求诸己谓之厚,求诸人谓之薄；自责以备谓之明，责人以备谓之惑。”
中国政府及媒体的做法，真可谓集“贼薄惑”之大成也。
这种“内大恶不书，外小恶必书”的做法，完全违背了“详内而略外，正人先正己”的春秋大义。
二
何谓详内而略外？内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内外的界限有所不同。在衰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内”仅指鲁国，连诸夏亦算是“外”，夷狄更是“外”；到了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诸夏划归为“内”，仅夷狄为“外”。
详略，详细与简略也。详内而略外，意思是记录史事时对内详细对外简略。记录什么史事呢？主要是坏事、恶事、不良现象。对内，政治社会方面即使是小小的不良也要详细记录下来，至于外人（外国），小恶从略。
“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何休）；“小恶在外弗举，在我书而诽之”（董仲舒）；“孔子之制《春秋》也，详内而略外，急己而寛人，故於鲁也小恶必书，於众国也大恶始笔。”（徐干《中论》）
其次是灾异之事。“《春秋》之义，详内而略外，是以外灾例不录，而书皆善文，又皆有传释，不劳备载也。”（《春秋公羊传注疏》）
之所以详内而略外，是表示正人先正己，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关此《公羊传》有一段著名的阐述：“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那么，何为“自近者始”呢?何休注曰：“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
春秋大义不仅详内而略外，而且详君而略臣。“《春秋》之法，以为天下有中外，侯国有大小，位有尊卑，情有疏戚，不可得而齐也。是故详中夏而略外域，详大国而略小国，详内而略外，详君而略臣，此《春秋》之义，而日月之例所从生也。”（宋崔子方《春秋经解》）
可知《春秋》之义，對不同的對象詳略不同，以內外而言，詳內而略外；以国之大小言，詳大而略小；以君臣而言,詳君而略臣。君主有恶必书，臣子小恶从略，对君主的道德要求比对臣子更高。
三
《春秋》要求：“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中国政府正好颠倒过来：首都不正却要正各省，国内各省不正却要正外国。
详外而略内，詳民而略官（对民众斤斤计较对官员纵容不问），严人而宽己（对别人严对自己宽），躬自薄而厚责于外（原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以仁自裕而以义施人”（以仁恕对待自己，以道义苛责别人），“我无之而求诸人，我有之而诽诸人。”（我没有的美德却要求别人，我有的恶行却指责别人）……一切都与儒家的标准反着来了。
中国政府的行径和作风，颇有小流氓的风范—-上海滩的大流氓大概是不屑如此的，古代夷狄大概亦有所不屑呢，思之令人羞煞、痛煞、恨煞！
孔子作《春秋》，于记史叙事之中寄寓着褒善贬恶的政治理性和价值标准，即春秋大义，可以给仁人义士以激励，可以予乱臣贼子以震慑。因为《春秋》作为外王学的经典，蕴藏着孔圣强烈的正义感和道义光芒，代表着儒家的政治文明和社会道德理想，散发着文化的力量，真理的力量，良知的力量。故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孟子之言倒过来也成立：惧春秋者必为乱臣贼子。然而，不惧春秋者未必不是乱臣贼子。有人说，春秋战国时期乱臣贼子尚有知耻之心，害怕孔子春秋笔法记下自己的恶行而遗臭万年。然也然也，对于“特殊材料做成的”唯物主义者和毫无羞耻之心的小流氓，《春秋》奈之何？真理良知奈之何？孔孟重来，也不过多了个防控的对象而已。2010-10-1东海儒者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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