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出版一本书《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书写西方重要音乐人如Bob Dylan，John Lennon，Bruce Sprinsteen，U2等如何 在他们的音乐中反思时代，甚至形成社会抗议。两位为我写推荐序的作者梁文道和张晓舟在肯定本书之余，不约而同地强调音乐作为「时代的噪音」不只是在於政治介入，而是要更大地对人性保持关注；或者音乐的先锋性不只是政治抗议，也在於对主流美学的挑战。
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他俩类似的提醒却反映出当下人们对於中国艺术与政治关联的特別情结。
04年我在台湾就出版一本书《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如何改变世界》，书写从六零年代至今，摇滚乐如何透过音乐与行动去介入社会、衝击体制，在台湾造成不小迴响。但是当该书08年在大陆出版时，却引起了和在台湾很不一样的反应。
我在和大陆知名民谣歌手周云蓬对谈时，这位以写社会性歌曲如「中国孩子」著称的诗人歌手说，现在中国更需要的是音乐是更个人主义的、是更小情小爱的，而不是太多社会性的歌曲。（他刚出版一张充满诗歌与爱情的专辑《牛羊下山》。）
这是因为过去在大陆，音乐或者文化都背负著由上而下强制的巨大政治使命，是为国家服务。然后，崔健来了，摇滚乐成为民间的巨大声音，並且是八零年代启蒙的文化力量之一。但这或许是过於宏大的使命。因此，九零年代后的摇滚人更希望的是卸下过去社会责任的大旗──不论是为了国家或是为了启蒙。的確，在这个歷史时刻的中国大陆，人们更寻求个体自由带来的解放，更渴望听见个人的声音。
但我所关注的摇滚与时代关係的意思是，一方面是音乐或任何文化如何在某种程度上被政治环境乃至时代精神所形塑；另一方面许多音乐人確实是不断反思时代，质问人在特定歷史中的处境，甚想要试图透过文化的力量推动社会改变。
例如本书討论了U2这个当前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乐队。三十年来，他们用音乐思考战爭、和平、暴力的问题，从北爱尔兰、波兰、中美洲到非洲；过去十年主唱波诺更是积极介入世界上对於非洲发展与贫穷的辩论，並且与许多草根NGO密切合作。
又或者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歌手Bob Dylan，在六零年代初期，用歌曲 去记述当时正在燃烧的黑白种族矛盾，去批判美国的军火工业复合体，或者是用Blowin’s in the Wind、Times They are-a Changing，去写 下一整个青年世代的困惑与追求改变的衝动。
这些是摇滚乐介入时代的不同典型。强调摇滚作为一种反抗力量，並不是鼓吹一种集体主义，或者音乐要服务於特定目的。创作者应该自由地去表达他心中的想法，不论是对爱情、人生，或是对社会的思考（如Bob Dylan和U2也都是如此）。但是，我们也不能低估当创作者 试图用音乐穿透时代时，他们可能產生的影响力。
在一个被宏大敘事支配的国家，在一个正从集体主义中解放出来的社会，当然应该有更多个体的自由之声。但是，个体的解放最终有赖於制度环境的改变，而这些改变，需要的是由下而上公民的集体声音。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