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三年前写的文章，写完后就忘记了。当时还没有《盗梦空间》，不过读过《哈扎尔辞典》的人一定会为作者设计的梦境系统感到吃惊，现在回想起来，甚至怀疑《盗梦空间》受到过《哈》的影响。不过更有可能是它们都属于西方文化体系的一部分，都借助了那个体系中对于梦境的痴迷。
由于篇幅原因，文章中谈论梦境这一块的内容很少。不过，我仍然认为这篇文章是对《哈》一书最好的解读，至少国内是这样。
一、《哈扎尔辞典》在中国的影响
《哈扎尔辞典》（以下简称《哈》）是南斯拉夫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写的一部辞典体的小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曾经爆发过著名的《马桥词典》事件，著名作家韩少功的小说《马桥词典》被认为有和《哈》结构雷同的嫌疑，从而引起了一场笔墨官司。
不管争论的结果如何，在我看来韩的小说从结构上的确有和《哈》相似的地方，至于说是受《哈》的影响则未必。如果要追究辞典体传统，从广义的文学中似乎可以把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包括进来，甚至可以把百科全书的传统也算进来。此后，狭义的文学中，二十世纪下半叶也有《米沃什词典》出现。可以说，辞典体本身就不属于《哈》的专利，自然也无从说韩的书一定是受《哈》的影响。
即便退一步，这种相似是否影响到了韩少功小说的价值，我认为也没有。一个作家的写作技巧必须借鉴于前人，任何一部小说都是在为后来的小说作示范，引导着后来小说的方向。当作家们在《尤利西斯》的艰涩文体中遨游的时候，绝非仅仅看重小说的情节，或者对于主人公布鲁姆有某种超越一般的好奇心，作家们是想从《尤利西斯》的结构和技巧上学到某种东西，或者得到一定的启示。我认为，试验性的小说本来就不是面对大众的，而是想告诉人们写作到底有多少种可能性。二十世纪是小说的结构和技巧的“爆炸时代”，《哈》也是在这种条件下诞生的，启示着后人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
不管韩少功是否借鉴过《哈》的结构，只要他能够写出自己的精彩，就足以在文坛拥有他自己的地位。
借着这场争论，《哈》的翻译版本正式登陆中国。在前言里，中译者又提到了某俄罗斯评论家的看法，认为《哈》足以让作者成为继埃科等人之后的又一位现代派大师。国内的言论也基本上是照抄这个评论。但相信真正能够看懂这本书的人始终是少数（我看到的最深入的是艾晓明的《寻梦者的疆土：哈扎尔辞典》一文，但也并没有深入到其结构的内部，带着雾里看花的痕迹，且由于他对于历史的茫然，导致他不知道哈扎尔辩论是确有其事，以至于解读起来充满了困难），以至于在争论过后的没有多久，人们就把这本不容易懂的书放在了一边，逐渐把它忘记了。
当然，我下面的解读也会受到自己知识结构的影响，一定会有谬误之处，只能寄希望于更加专业的读者指出。
二、哈扎尔人的历史
哈扎尔（Kharzars）又译作喀扎尔，从汤普孙的《中世纪社会经济史》中摘录一段关于该民族的描述：
……（喀扎尔人）原来住于德尔蓬上面的大草原上，并一般被称为是同突厥族有血缘关系。早在第八世纪，君士坦丁五世曾娶喀扎尔族的一位公主，就是著名的皇后爱里尼。那时，喀扎尔人已经放弃游牧生活而成为定居的部族；他们经营鱼类、毛皮、奴隶、羊毛、蜂蜜、蜡、脂肪等相当数量的贸易。他们的首都，是在伊铁尔（阿斯特拉罕），但是“他们王国的领土范围是从高加索起向北到伏尔加河并远抵该河的下游；它包括顿河盆地，西至第聂伯河两岸，达属叨立克族的刻索人的地区。”
喀扎尔人采用犹太教作为他们的宗教这一个特殊的事实，比一个鞑靼部落的迅速吸收文明，更觉奇怪。但这是一项聪明的措施。因为喀扎利亚位于巴格达的伊斯兰教哈里发国家和基督教拜占庭之间，它遭受双方根据利害关系发出的巨大压力；它就用这种妥协办法规避它们；同时，还有另一种利益，即吸引犹太商人到阿斯特拉罕市场来，以便特别促进喀扎尔人的商业。阿拉伯历史家易宾·库尔达达巴在第九世纪告诉我们说：甚至西班牙犹太商人也经常来到阿斯特拉罕；当然，他们途径萨罗尼加和君士坦丁堡时，一定会停留的。
再根据其他资料补充哈扎尔人的历史：哈扎尔人的时代恰处于中国唐朝，在唐朝的典籍中，哈扎尔人被称为可萨人。当伊斯兰教崛起之后，拜占庭帝国和中国之间的丝绸之路受到了阻滞，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人为了得到中国的货物，不得不接受横亘于道中的穆斯林的盘剥。为此，曾经作为拜占庭盟友的哈扎尔人由于位居于北方，躲开了伊斯兰教的控制，经过哈扎尔地域的一条北道被开通了，中国的货物从此之后经过哈扎尔地域，直接到达君士坦丁堡。原本游牧的突厥人变成了商人，有了固定的首都，也成为了突厥种人中最先进的一支。在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之前，哈扎尔人曾经遣使到过长安，大约一方面是为了商业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受到伊斯兰教的压迫，有寻找靠山的意思。
哈扎尔的原始宗教属于萨满教，后来改信了犹太教。在《哈》中，提到的大辩论也是存在的，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东正教）的使者被邀请到哈扎尔的首都，展开了辩论，犹太教最后胜出，于是哈扎尔改信了犹太教。基督教方的代表就是圣徒西里尔。
另外，还有零星的史料写道哈扎尔有过信奉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的国王。
也就是说，《哈》上的历史并非是虚构的，作者利用了已知的哈扎尔史料，把它编入了故事之中，使得故事有了一个牢固的基础，在这基础之上，作者方才展开了自己的想象力开始创造新的故事。如果对于这些史料背景如果没有了解，小说就显得难以理解了。
哈扎尔人的衰落是在公元十世纪，也就是中国的宋朝时期。它败于基辅罗斯人的手中。后来，在十一世纪初又败于拜占庭和罗斯人的联军，从此之后，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就不存在了。
三、《哈扎尔辞典》的内容
该书的难读在于其专业背景、欧洲历史、故意设计的结构等。这些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导致了对于书中的讲述感到不知所云。
我不敢承认完全理解，由于抱着学习结构的目的去阅读，推敲的时间也有限。这里只是试着解读一下，并且只是叙述小说的筋骨，至于它丰满的血肉只能留给读者自己去看了。
作者明白告诉读者的是：历史上有一场哈扎尔大辩论，这场大辩论的目的是选择宗教。哈扎尔的国王要皈依某一种宗教（从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中选择），于是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东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代表都汇集到了哈扎尔的首都，举行了一次大辩论。对于辩论的结果，各有各的说法。由于哈扎尔人自己写的历史已经淹没无闻，只能通过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文献来佐证这次大辩论的结果。但是三个宗教记载的结果相互矛盾，都认为自己的宗教获得了胜利。
于是，在十七世纪末（也就是几百年之后），有一本哈扎尔辞典面世，包括了三大教关于辩论的记载，这本书分成了三个部分，分别是红书、绿书、黄书，记载了三大教派各自的说法。
但十七世纪的这本书也早已经佚亡了，因此很难看出这部书的原貌。况且，难道这部书仅仅是为了记录这次大辩论？
在这表面的结构之下，作者巧妙地加入了另一条隐藏的线索：哈扎尔人在改宗之前的宗教。如果说前面的部分都依赖于史实，则后面的部分更要靠作者超群的想象力了。
哈扎尔原始宗教，在作者笔下，是捕梦者的宗教。这个宗教信奉的教条包括：关于语言的教条，如元音的地位高于辅音、动词的地位高于名词等，这是欧洲神秘主义宗教一股很大的信仰暗流，故中国读者很难理解。关于捕梦的教条，如，梦中的人可以在不同做梦的人的梦中跳跃（也就是说，所有人的梦境自成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也有人活着），捕梦者就是采集人的梦，从而整理出关于阿丹·鲁阿尼的知识。阿丹·鲁阿尼是一个天神，有人认为是亚当，他的神性低于上帝，人们可以通过获得阿丹的知识、并借助阿丹无限接近于神。但阿丹·鲁阿尼的神性时大时小，需要找到合适的时间，在阿丹·鲁阿尼的神性最大时接近它。
十七世纪红、绿、黄三书的作者（他们又是从哈扎尔大辩论时期的人托生而来的），就是在这个特殊的宗教影响下，通过捕梦联系在了一起，从而逐渐拼凑出哈扎尔宗教的情况，以及哈扎尔的历史，具备了接近阿丹·鲁阿尼的条件。可他们却在见面的时候死去了。
同时，还有三个魔鬼作为破坏者存在，他们要防止人类得到关于阿丹·鲁阿尼的知识。十七世纪末，这个危险不大，因为阿丹·鲁阿尼正处于神性较弱的时期。
但到了一九八二年，正是阿丹神性的高峰，而此时从三个十七世纪作者转生而来的三个学者又开始集聚这神秘教理的知识，并有可能再次获得这个知识，于是三个魔鬼（害怕人类接近阿丹·鲁阿尼）组成的“圣家族”杀死了两位学者，使另一人坐了牢，使这个知识再次成为了片断。这些片断汇集成了第二版，也就是读者手中的哈扎尔辞典。
大致的情节就是这些，但作者却依照古老的神秘传统把故事分在了无数的碎片之中让读者去发现，从这方面说，这和巴尔加斯·略萨的结构主义又有了一定的渊源，只是碎片间网络编制得更加精致罢了。
四、《哈扎尔辞典》的结构和技巧
这部书之所以奇特，在于其结构的创新。在欧美对于“小说写作的多种可能性”着迷的不仅仅是帕维奇一家，更加著名的是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当然还有上文提到的埃科。对于埃科而言，文体和结构显得更加成熟，其知识量之大也令人惊叹，编故事的能力也很强。
大约这样的小说之所以成功包括两个主要的要素：第一，结构和技巧的创新；第二，找到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知识点。埃科对于历史的执著，帕维奇对于哈扎尔人的研究都是在知识点上找到切入点（俄罗斯人对小说感兴趣，大概也在于哈扎尔人生活的地域恰好在俄罗斯的影响范围之内）。只有在找到了知识点之后，才能再考虑小说的结构和技巧。
《哈》的结构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辞典体的运用，而且是复杂的迷宫式辞典体。
首先，一部小说就是一部辞典，小说的内容隐含在一条条的条目之中，作者宣称可以有无数种读法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即：读者可以选择任何一个条目开始读，并且随意地跳转到其他条目。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阅读哈扎尔人这个条目时，其中可能提到了阿捷赫公主这个人，而阿捷赫本身也是一个条目，在红书、绿书、黄书中都有介绍，于是读者又可能跳转着去读阿捷赫的条目。
埃科曾经提到，以后的书籍很可能是百科全书式的。那么，《哈》就是一部这样的书籍。非但如此，《哈》非常适合于在网络上浏览，那一次次的跳转就是一个个的超链接，这也可以说是作者的预见性吧（《哈》出版时超链接似乎还没有出现）。
除了结构上有许多条目和无数的跳转，把阅读最大的自由放给了读者之外。其结构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设谜。作者绝不想让读者一下子就看透本书，而是把内容梗概隐藏在重重的迷雾之中。比如，如果作者关注于哈扎尔大辩论的结果，就会发现红、绿、黄三书各有各的说法，似乎根本没有真相可言。加上书中处处都是真真假假的故事，有的是可信的，有的是虚幻而神秘的，以至于读者要分清楚事情的真假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关于阿丹·鲁阿尼的故事就隐藏在好几个地方，在其中一个地方讲述了阿丹神性的忽大忽小。而在另一个不起眼的条目上交待为什么十七世纪不是一个好时候，因为阿丹的神性最小，要等上几百年，到一九八二年的时候神性才最大。读者若非慧眼，发现其中关节曲尺的确是不容易的。从这一点上说，作者继承了乔伊斯的传统。西方文学在二十世纪的一个倾向就是小圈子化，不想让读者一下子读懂，这在本书中也有反映。
但是，如何判断一部不容易懂的书的好坏呢？这里只谈一个重要的（但并非唯一的）标准：看这部书是否符合逻辑性。不管是乔伊斯，还是卡夫卡、略萨，他们的书即使看上去再纷乱复杂，也是严格符合逻辑的。略萨被称为结构主义大师，他的书并不好懂，如《绿房子》中，他把自己的方法叫做连通器法，即，把几个独立的故事分成了许多个碎片交叉着讲，但最后，这几个故事连通在了一起，这是一种编织故事的方法。《哈》则是另一种，在我看来更为成功的编织故事的方法，看上去更为自然流畅。国内曾经有一段时间出品了不少所谓先锋文学，但很多人实际上是不知所云的，结果写来写去就成了胡说八道了，没有任何的逻辑性。把它们当成是宗教狂的呓语要比当成是文学更合适。因此，不妨认为，再先锋的作品也是逻辑可解的，这被我当成了一条标准来看待。
正是由于其严格的逻辑性、结构的创新性、知识的新奇性，联合让《哈》成为了一部优秀的实验文学。
最后，在客观描述的基础之上，不妨再稍微引申一下。在读书的时候，始终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萦绕于心，即人类对于知识的焦虑感。当我们人类社会走到现在的时候，我们还能够还原早期的历史吗？到底有多少历史已经迷失在重重的迷雾当中了？不管是哈扎尔人的历史，还是辞典第一版的命运，都已经变成了镜花水月再不可得其真相。历史的迷失有的是时间使然，有的缺是人为造成的，有的甚至被篡改和伪造，对于历史和知识的焦虑一直是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而作为中国的文学家，又应当为还原真实的历史和知识作点儿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