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刊盘点官话称“跟政府作对就是恶”最恐怖

2010年10月18日12:51新华网

最近，有些官员频出雷人之语，让网友愕然。有网友说，重庆江津区区委书记王银峰的“跟政府作对就是恶”言论是“最恐怖的官话”，宜黄县官员的“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言论是“最无耻的官话”……

官话凶猛

最近，有些官员频出雷人之语，让人愕然。

比如，阶梯电价。《关于居民生活用电实行阶梯电价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布后，引起各方关注。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曹长庆认为，实施阶梯电价的出发点是促进节能减排，节能减排的目的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10月13日《中国青年报》)

曹司长这话本来没有多少问题，如果实行合理的阶梯电价，真的能够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的话，确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受益者。但这只是如果而已。问题有三：其一，这个标准的阶梯电价，到底合理与否?为什么给人的感觉是变相涨价?实行阶梯电价之后真能节能减排吗?其二，这“人人受益”能让人接受吗?公众多交了钱，损了益，只不过是为了换取“节能减排”的收益，而电力部门挣了钱，垄断福利更加高涨，同时也会收到“节能减排”的好处，那让人心理如何能够平衡?其三，如果说一个涨价方案，其目的是为了节能减排之后“人人受益”，那么，为什么不减少公车，不减少三公消费?这更是人人受益的方案。缘何这样的政策迟迟不能出台，或者出台之后又变形、反弹呢?

所以，这“人人受益”说得轻便，只不过是有着官僚腔，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调门虽高，但很难让人坦然接受。

如果说，上述官话，只是调门高的话，发改委官员关于要老百姓忍受通胀压力的话，则有些冷酷。10月13日，发改委专家称，中国须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现在加息难以控制通胀，且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10月14日《南方都市报》)不错，通胀只是一种经济现象，但老百姓普遍感到，并没有平等地分享改革的收益。“物价上涨”完成了“民”与“国”的利益再分配，宏观经济指标上去了，百姓承受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让老百姓来承受通胀的压力，话说得轻巧，但在忍受之后的民生艰难，专家能否感同身受?
类似的话，还有“用高房价来控制城市人口膨胀”论。

最无耻的官话，要算是宜黄县官员的“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不错，城市的发展是需要做大城市，需要拆迁，但这种拆迁是要在法治的框架之内，要在尽可能平等的利益博弈基础之上，以所谓的公共利益为挡箭牌，武断而蛮横地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这种强拆，只能产生罪恶，制造更多的不稳定。

最恐怖的官话，恐怕要算重庆江津区区委书记王银峰的“跟政府作对就是恶”。先是信誓旦旦地否认“风水说”，在媒体公布的录音资料中，他和开发商的对话中，就恶狠狠地祭出了这么一句雷人之语，所谓的跟政府作对，是扯大旗拉虎皮，如果政府有错，甚至是拿自己的意志来代替政府的意志，这种“恶”，岂不是欲加之罪吗?当公民的合法作为被当作“恶”的时候，那下场就可以想见了。

类似的官话还有很多。这些官话林林总总，但不是调门太高，不着边际，就是本位主义，脱离实际，要不就是站在民众利益的对立面。这种态度与亲民、爱民、利民的理念，相距甚远。这些官话，何止是让人讨嫌，也让人气沮。

可怕逻辑

“风水”论已经让人们对王银峰这个共产党人的无神论信仰产生了怀疑，对无权力边界产生了忧虑。他现在又抛出了“和政府作对就是恶”的惊人论调，已经不是让人害怕，而是让人骇怕了，更让人对他的党性、世界观、价值观产生了质疑。

在现在文明社会社会，我们评价“善恶”，有且仅有道德法律标准，权力从来就不应该也不能够成为判断“善恶”的标准。如果权力成为判断“善恶”的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的话，不仅公检法这样的维护社会正义的机构，已经没有存在的丝毫必要了，而且每一个人都会生活在胆战心惊之中，因为一个人的任何举动，不要说上访，即使只是一句玩笑话，即使是已经小心翼翼了，也仍有可能触犯权力之讳，被作为“黑恶势力”予以打击。

“和政府作对就是恶”，本质就是以权力作为判断“善恶”的唯一标准，因为政府是权力的承载者。“和政府作对就是恶”，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为政府的权力不是“神授”，而是来自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善恶”的最终评判者。包括政府本身的“善恶”，也得由人民群众来判定。而在现实上，“和政府作对”是无处不在的，西方国家有反对党，我国在具体议事中，也有对事不对人、坚持原则、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

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政府不仅是可以反对的，更是可以更换的。顺民者昌，要想政府不被反对，不被更换，政府就必须整天想着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人民，必须整天想着如何才能更好地代表、维护和实现好人民的利益，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越是充满自信、自负和骄傲自大地强调“和政府作对就是恶”，和政府作对的“恶”就会越多，就会让政府还没有把“黑恶势力”消灭殆尽，就被“黑恶势力”给消灭了。

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既是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政党最根本的群众观，也是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宝贵经验。在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再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贯彻群众路线、切实转变作风，多做顺民意、解民忧、得民心的实事，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和政府作对就是恶”，它的荒谬之处就在于它和我们党长期坚持的群众观背道而驰。

虽然说出“和政府作对就是恶”这句话的只有王银峰书记，但内心这么认为、权利这么运作的党员、官员，应该不止王银峰一个。作为一个直辖市里的一个区委书记，王银峰把它说了出来，这是一个信号，是一种提醒，我们不能不予以关注，我们不能不采取措施。

折射出什么?

“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你是不是党员?”、“跟政府作对就是恶”这些不可思议的雷人话语从官员的口中爆出，反而折射出一种荒诞的现实。

原来，在某些官员的眼中，不仅党和人民的利益是对立的，而且不满于政府或有权利诉求的民众都是“刁民”。这些官员的存在不仅是对公务员的讽刺，更是对一向将党和人民的利益连接在一起，不断维护民众权利的中央的蔑视。而对于江津区这位信奉风水违背党员基本素质和“科学发展观”的共产党官员，这位把政府当做衙门并且将政府与人民对立起来，违背中央对个人权利诉求尊重的区委书记，试问还有何德何能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

“跟政府作对就是恶”吗?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当下，“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正在成为共识，只有一个自信的政府，才会主动提出让人民批评、监督。而这正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善政。

折射出这么几个问题：

一是不知宪法和法律为何物，以权自恃，蔑视、践踏公民权利;二是执政理念异化，老子天下第一，认为本官就是政府;三是不信苍生信“风水”，刚愎自用，以土霸王自居。一句话，其中透出的是，权力的极度傲慢与病态般的张狂!

雷语频发根源何在?

偶尔说一句雷人之语可能是失言，一个官员说雷人之语可能是用人失察，但这么多官员说出这么多的雷人之语，则无论如何不能归之为个人素质问题。要知道，咱们的公务员可都是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考上去的角色，不说出类拔萃至少也是中上之选。特别是高级公务员，那更是党组织郑重考察、隆重任命下来的，素质之高早已非我等百姓所能企及。因此，说他们一生下来就是雷官，只能说雷语，打死我也不信。

雷语频发的根源只能从制度上找，从官员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中去找。大概除了最基层的村官们之外，中国的官员无一不是由上级任命的，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具备了对平头百姓们说雷语的基本条件。说几句又怎么了?糊弄你又怎么了?只要上级高兴，我照样升官，照样发财。如果不幸而被舆论曝光，让上级脸上无光，才变得问题严重。如果事情真的发展至此，也不过揭示了一个更加不幸的事实：雷官雷语针对的总是老百姓，让他对上级说说看，借个豹子胆他也不敢。

而且，官员们之所以说雷人之语，往往是因为有雷人之事。如重庆那位区委书记说那个话的前提竟然是对方的房子影响了区办公楼的风水，而衡阳那位女子不去其他地方跳楼，偏偏选择其他人一般小民不敢涉足的公安局，难道没有一点隐情?公安局难道没有一点责任?

而雷人之事的背后，则是官员们欲望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扭曲与膨胀，是官员们对待民生民怨的冷漠与粗暴。而这些，我相信都并非是“高素质”官员们的本性，而是人性中的小弱点在权力的诱惑与无制约情况下被扭曲、被放大的结果。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只有把这些官员们的权力严格地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让这些官员们的升迁真正由老百姓们说了算，他们才会奉百姓如上级、如父母，也不敢再说出雷翻老百姓的话来。（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