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说货币主义者，即便是凯恩斯主义者，对通货膨胀通常也持一种谨慎、警惕态度。中国的经济学家却似乎是个例外。这不，最近，关于通货膨胀，两位相当有名、经常被视为经济学家的人士发表了有趣的看法：
先是10月16日厉以宁先生说，一般认为通货膨胀率3%是警戒线，这个看法是适用于西方的。中国比较特殊，近期来看维持9%的经济增长率是可能的。而在9%的经济增长率下还把3%通胀率作为一个警戒线，会给经济带来很多问题。所以应该取半，4.5%的通货膨胀率作为警戒线是可以的，是社会可以承受的，从长远来说有利于经济发展。
接下来，10月30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告诉民众，物价涨几个点无需着急。现在的通货膨胀是政府政策的产物，拉动内需物价就要上涨，物价上涨正是拉动内需的一个反映。刘还提出了一个理想的经济增长规划：每年三到五个百分点的物价上升，每年10%左右的GDP上升，每年15%的工资上升，每年一两个百分点的汇率上升。他说，中国要成为强国，非得是“三高”：物价高、人价高、钱价高。
两位人士都对人类的普遍经济法则不以为然。尽管全世界都认为通货膨胀率3%是警戒线，但在他们看来，中国经济却与众不同。因此，中国特色的通货膨胀警戒线可以高出一半。根据两位先生的上述理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可以达到12%，那么通货膨胀警戒线也就可以放宽到6%——弦外之音是，中国根本不需要警戒线。人们也大可以同样思考一个问题：这个世界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和货币当局果真是傻子么？当然不是。
不错，如同刘福垣所说，通货膨胀从根本上就是政府刻意采取的一项政策，西方也不例外。通货膨胀就是货币发行过多，而在政府垄断了货币发行之后，这种现象就变得相当常见。因为，如哈耶克所揭示的，超发货币，可以把利率压低到自然利率之下，拉长生产结构，从而让经济出现某种超常规增长。西方曾经采取过这样的政策，然后出现了非常糟糕的后果。
经历了这样的教训，上世纪80年代，经济学界和各国货币当局形成共识：即便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也应该严格控制通货膨胀。换言之，在诸多条件约束下，货币当局刻意玩通货膨胀的游戏，但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必须十分节制。一个人如果不得不上赌场，他必须有非常好的自制力。否则，就可能玩出大窟窿，把自己的全部家当赔进去。通货膨胀警戒线3%就是一个自我约束的规则。它表达了一种无奈的审慎。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货币主义的审慎之外，还提出严格控制通货膨胀的另一个理由：通货膨胀虽然可能刺激经济的短期超常规增长，但这种经济增长的分配结构必然是扭曲的。因为，增发的货币不是一次性、均匀地投入到经济体中，而是在长时间内透过某种特定的渠道陆续进入经济体的不同部分的。
哈耶克讲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央银行倾倒一瓶粘稠的蜂蜜，蜂蜜从一个中心点向四周缓慢流动，最终形成的结构是中间高、四周低。多发的货币在人群中是不均匀地分布的，具体地说，当一轮通货膨胀周期结束时，那些在经济、社会结构中占据有利位置的人，所获得的增发货币远远大于处于边缘的人。结论显而易见：通货膨胀是一个逆向再分配过程，收入最高者从中收益最大，中等收入者收益很小，低收入者收益将被剥夺。
过去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宏观政策根源，就是长期而严重的通货膨胀。前央行副行长、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说，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央行存在货币超发的问题，特别是2009年以来采用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仅今年前九个月，货币超发即达到43万亿元。
结果可想而知——普遍的经济法则发挥作用的产物：尽管政策不断，房屋价格顽强地上涨；然后，食品、日用品价格轮番上涨。尤其是，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在这背后，则是经济结构持续地扭曲。
然而，被人冠以“经济学家”名号的人士，却完全不顾残酷而可怕的经济与社会事实，在冠盖云集的论坛上，发明着奇奇怪怪的通货膨胀理论。自2004年以来，人们绝不指望号称经济学家的人有良心，到今天，他们连经济学常识都弃之不顾了。这样的人自己在裸奔，对已经紧张的社会情绪来说也是火上浇油。利益遮蔽了他们的心智，以至于他们根本看不见自己的长远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