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这是今年第二次，我看到建制派和反对派跳脱了阵营的束缚，站在一起，向同一个方向疾呼。这种现象，过去是非常鲜见的。今年，却这么密集地出现了。上一次，是菲律宾人质事件，谴责与哀悼并行，愤怒的指向是菲律宾。而这一次，是为了赵连海，承受压力的，却是大陆政府。
这跟党派间的团结无关，他们未必刻意追求这种共同的行动。只因为赵连海事件上，是非区直太容易辨认。这无关政改路径，那或许太高深，也无关历史清算，那或许太遥远。这个案子的事实就是这么清晰，普通香港人都可以看到，一个维护具体权益，不喊任何政治口号的人，一个孩子被伤害的却求告无门的父亲，因为维权，竟被投入监牢。
看吧，向来倾向政府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登出整版广告怒吼：违法之法，无罪之罪。立法会议员等正展开连署，立法会更就此事进行紧急辩论，民间抗议更是此起彼伏，媒体大篇幅追踪式报道、评述。
之前，内地审判谭作人、黄琦时，香港民间的反弹都没有这么大。而同样毒奶粉维权的郭利，以敲诈勒索罪被判五年时，更是在香港几乎没有任何动静。这次，香港发出的怒吼，让我惊讶，也让我欣喜。
且让我把维权者因维权获刑，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维权行为和被控诉的违法行为，有一定的因果关联，但违法证据确凿。比如杨佳案。他因受到警察的不公正对待，投诉无果后，负恨杀人。相信很多人对他心怀同情，但理性的判断，杀人无论如何是不对的，为他免罪的呼喊，毕竟是极少数。
第二种是，违法行为的认定存在争议，当局存在选择性执法的嫌疑。前不久开庭的艾滋病人田喜案即属于此类。他与官方交涉中被激怒，砸坏了价值几千元的东西，因而被故意毁损财物罪被起诉。但该罪的认定，本身也比较模糊。更重要的是，相比现实中财物被毁频现，官方主动出击求刑却很少见，坊间批评这是以司法的名义在打压、报复维权者。郭利案也可算在其中。
但至少，以上还不算师出无门，官方在为自己辩护时，多少能说些什么。赵连海的案子，偏偏是最糟糕的一种。即违法行为的认定，虚弱，滑稽，破绽百出。引用夏楠律师的话，“为定罪找了二十几个证人，可谓煞费苦心。而这些证言中，无一能证明赵连海从事过所谓寻衅滋事的犯罪行为。这是我见过最操蛋的判决，没有之一。”
对判词的批判已经足够火热，我无意再添上一枝薪。我谨再次列出那段充满了诛心语词的犯罪事实认定，请自行评价。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９年９月间，赵连海利用“问题奶粉”，先后组织、煽动、纠集一些人在北京市大兴区、丰台区、东城区及河北省石家庄市，采取呼喊口号、非法聚集等方式起哄闹事，严重扰乱上述地区的社会秩序。２００９年８月４日，赵连海借其它事由组织、煽动一些人到北京市公安机关门前进行滋事，致使交通堵塞。”
这个判词，相信会以它自己的方式，写入历史。光荣或是灰烬，它有它的归宿。
赵连海，本已经属于最没道理被抓的一类人。而联系到奶粉事件的前后大背景，更理解了香港的舆论哗然。
香港民众并非对大陆所有的维权事件都关注，一是觉得不公太多关注不过来，二是觉得这事儿与自身被侵害还有些距离，也没必要想太多，比如征地、拆迁的纠纷。但食品安全问题，是大陆与香港一个重要连接点。毒奶粉，也有可能流入香港，那么赵连海的家庭的命运，可能即使每一个香港家庭可能步入的，在这个意义上，关注食品安全，关注赵连海，与每一个香港人休戚相关。三鹿奶粉事件，从始至终，香港的媒体都密切关注着。
而国内对该事件的解决，却是让人失望的。石家庄中院去年11月作出裁定，终结已无财产可支配的三鹿破产程序。这个突如其来的破产，是让人疑窦丛生的。那么大的一个公司，怎么突然就没资产了。刺破公司法人面纱，在香港实行的普通法系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受害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突破被告公司的独立责任，去向其母公司追讨债务。大陆的公司法事实上也有这一条款（第二十条）。遗憾的是，股东的监管疏忽，并无启动问责。
在这样一种无助下，赵连海开始了他的艰苦旅程。他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悲剧中的当事人——大陆一些悲剧是不能公开讨论的，他与所谓的“西方反华势力”没有任何关系，他是一个勇敢却克制的父亲，他是民生领域里一个纯粹的维权者，他本身已经占据了同情的高地。
他被抓了，然后，他被判了。这判决过程中，还有那么多蝇营狗苟。
这是多么糟糕啊，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香港人渐生心向对岸的好感，一个判决，可能把这些辛苦培育起来的好感击碎了，变成的，是深度的怀疑。一个判决，无形中把香港斗争的各派拧成了一股绳子。
希望赵连海早日走出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