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天，你在毛泽东的追随者身上，也嗅得到对权力的迷恋与道德上的普遍麻痹症。二十年前的毛泽东热中，在作为社会变革牺牲品的缅怀者身上,不也充斥着对特权的怀念——他们曾是中国的特权者，打倒了资产阶级与臭老九，批斗了官僚。而这一轮的热潮背后，是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
作者：许知远
还是一九七〇年，毛泽东对再次前来中国的埃德加•斯诺说：”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就像他一九三五年未能洞察延安的真实情况一样，斯诺也没有领会毛泽东此刻的意思。在接下来为《生活》撰写的文章中，他把毛泽东说成”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对于很多西方读者来说，这个比喻充满了东方禅意。中国的封闭与迷狂都增加了毛泽东的魅力。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相信这个国家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实验，摧毁了官僚机制，排斥了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异化，创新了教育与卫生领域，给普通人带来真正的民主与尊严。而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充满哲学意识的领袖的领导下完成的。而另一些权力崇拜者又很容易拜倒在毛泽东无上的权力之下，在一个八亿人口的国家，似乎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力量可以制约他的随心所欲。
可能只有长期浸润于中国社会，你才能确切地明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含义与诱惑。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可能才是毛泽东的魅力本质。没人能否认毛泽东在二十世纪扮演的中心性角色、在更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的独特地位，还有他在很多方面表现出的卓越才能，尽管这些才能都有夸大之嫌。在强大的宣传机器的作用下，他的错误与失败，都被迅速掩盖，原属别人的成功归到了他的名下。即使他最个人化的诗词与书法技艺，也并没有人们吹嘘的那样富有创造力。”（毛的诗词）不像希特勒的画那样糟，也不像丘吉尔的画那样好”，研究唐代诗歌的杰出学者阿瑟•韦利曾这样说。而另一位艺术史家西蒙•雷斯则如是评价他的书法：”初看上去惊世骇俗，却透露出一种华而不实的自尊自大，达到了傲慢无礼的程度，假如还不算放纵的话……”但倘若他在纸墨世界还算不上放纵，他在现实世界则是无度地放纵。而正是这种放纵赋予他一种”超人”式的魅力。他可以不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中国可以做好死一半人的准备;他可以成为最狂野的梦想家，因为他可以毫不理会那些灾难后果;他可以成为超级的畅销书作家与语录制造者，因为他禁止别人说话与思考;他可以被视作纵横捭阖的战略家，因为他在国内没有任何对抗的声音，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命运，都是他的筹码……
这并非他一人之力，很多客观因素为他造就了这种放纵的土壤。漫长的专制传统、近代中国的分崩离析、外来者的入侵，都带来了对强有力的领袖的渴望。人们期盼他富有组织能力，扫除他们的恐惧与迷惘，给予他们安全，洗刷种种屈辱，赋予他们的人生以意义与方向，宣布他们的人生从此站起来了。批评家李颉曾将毛泽东与鲁迅视作一个坐标的两极，他们比二十世纪的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的困境。鲁迅把自己的洞见转化成对国民性的批判，将信将疑地唤醒铁屋里沉睡的人，而毛泽东则用这种能力，来实现个人的野心与幻想，满足他没有边际的权力欲。
从江西的AB团到延安整风，从国共和谈到朝鲜战争、反右运动、从大跃进到中苏关系破裂、文化大革命，个人权力始终是他的核心目标。对他来说，这世上没有什么永恒价值，一切都视情况而定。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他可以扮演不同角色，随时更正自己的立场，没有任何道德上、信念上的顾忌。
他关于日本的一段讲话，再鲜明不过地表明了这种态度。那是一九六四年他接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时说的：”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
这其中或许有玩笑的成分，是一个志得意满的政治人物的信口开河，但谁能说不是毛泽东一贯逻辑的展现——如果日本人的侵略，有助于共产党的崛起，它就有历史合理性，而当他的个人权力与欲望受挫时，他连这个政权也可以不要。不管挡在他的个人之路上的障碍是同志的生命还是民族命运，他都可以随意牺牲。
但为何这样一个人物的画像依旧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仍旧被瞻仰，而公众又经常泛起对他的怀念，他的形象又成为中国崛起的象征，进入了全球的消费系统。他的成就与魅力无可否认，但是我们该怎样面对他代表的巨大黑暗呢？他的个人失误给中国社会、给千万普通人带来的摧毁性的创伤。如今，我们似乎对此视而不见。
一方面，关于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反思却从未真正开始。尽管他担心邓小平变成另一个赫鲁晓夫，毛泽东从来没有遭遇过斯大林式的命运——被彻底地谴责与否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斯大林，还是中国的列宁，否定他意味着对整个共产党合法性的否定。毛泽东的种种言行，和他导致的灾难，仍旧沉睡在档案袋中。当事实不够全面与清晰时，所有的谴责都显得过分情绪化，甚至陷入一种简单的谴责——毛泽东是一切不幸的渊源，倘若我们从他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就自动获得了智慧和精神的纯洁，这真是一个讽刺性的结果，人们曾经通过不加节制地崇拜、夸大毛泽东，来让自己显得更强有力，如今又把一切罪责推到了他身上，不承担自身对应的责任。而中国共产党政权也必定牢记苏联的教训，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 成为了瓦解苏联帝国的第一步：当越来越多的秘密与残酷记忆被释放出来时，它们演变成海啸式的力量。
官方压制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段复杂的历史。这段历史与个人经历混杂在一起，我们都是这场悲剧不同程度上的共谋者。俄国历史学家米哈伊•格夫特曾说，斯大林主义的真正力量与持久遗产，既不是国家权力结构，也不是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而是它进入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而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我们每个人体内都居住着一个毛泽东。对两代人来说，不管是他们热情投奔了延安，还是身经了新中国建设、文化大革命，那些理想也好、青春也罢、或者是种种磨难，毛泽东始终是他们生命经历中的重要部分，是他们感情投入与自我选择的结果。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充满了困难。这种值得理解的情感背后，隐藏着中国社会更深层的困境。毛泽东凸显了绝大部分中国人对于”权力”与”恶”的态度。
几乎所有人都渴望他那”无法无天”的放纵权力。与食物、性一样，权力是人天然的欲望。但很少社会比中国社会的权力更集中（政治、经济、文化权力总是混合在一起，后两者总是从属于前者），更分配得不平衡。以至于中国人已将这样一种形态习以为常——要么你拥有无限权力与自由，要么就被悲惨地奴役。又由于人口众多、普遍的物质压力，某种特别的权力成为维持个人生活的基本保证。即使在近代危机之前，中国社会与其说是一个恬静、自足的乡绅社会，不如说是一个充满丝丝入扣的权力关系的网络，它是一个曹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