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读书人，也没有独立的书斋，我看书的场所大多是在地铁、公交、写字间、餐厅、咖啡馆这类多少沾点“公共话语场”气息的地方，并且我通常会在书旁摆一份当日的报纸，把书和新闻交替翻阅，久而久之，这种习惯让我渐渐把二者混同起来。书籍和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件，在我眼里总是保持着或明或暗的互文关系。2010年，我和别人一样，怀着一种淡定、无奈的心境在过活，而每当我展卷阅读或者环顾四周时，总有那样一种触目惊心，迎面扑来。所幸，面对着纷乱的现实，书籍始终能让人找到心灵的指引和方向。
2010年，这个国家继续沿着“盛世”的轴线疯转，上海世博会便是我们为自己佩戴上的铭刻着“盛世”二字的一枚硕大勋章。正当“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呼声响彻云霄之际，我抽时间重读了简·雅各布斯的那本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雅各布斯在书中对美国城市建设提出的质问，刚好和上海的世博口号形成对跖关系，那就是：“城市，怎样才能让生活更美好？”。至少，有一点我是同意雅各布斯的，那就是城市的建设如果一味追求“商业的实用主义”，靠用力砸钱打造所谓的城市地标，那么这座城市将毫无城市精神可言，“这不是城市的改建，这是对城市的洗劫。”
带着雅各布斯的忧虑，在一趟由智利圣地亚哥飞往北京的航班上，我匆匆读完了印度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的小说《白老虎》。这篇小说让我具体感受到，一座没有灵魂的城市对于居住于其间的人来说，将是多么可怕和陌生。小说里的“陌生之都”是作者的故乡孟买，一座不乏高大建筑的“城市丛林”。但这里的一切却都遵从于一套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法则”，与钢筋水泥包裹着的现代化截然相反，那个城市与其说是属于现代的，不若说更像是一种换了张面皮的原始社会。在这样的城市里，居住者与城市本身是彻底脱节的。
香港作家西西的《我城》似乎可以视作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一剂药物，有趣的是，刚好它也是一本小说。虽然今天距离这本小说的最初发表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但至今它读来依然有趣并且令人获教。小说写了一群年轻人在一座魔幻般的城市里，用自己单纯的举动试图沟通人与城市、人与人的关系，但西西真正希望表达的观念是，城市的商业化或许会使人们对新世界的愿景越来越麻木，因此，我们必须要作出改变，让城市的每一个个体都认识到这是“我的城市”而不是“我们的城”或者“他们的城”。
读罢小说，不妨翻翻新印行的《联邦党人文集》，想当年，一帮人在大洋彼岸为了统一和自治的问题唇枪舌剑，虽然他们观点不尽相同，但讨论焦点都是为了建立一种“一个人不惧怕另一个人”制度，让一个国家变成“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联邦”。多关注一下“民间”和“我们”，正像熊培云在《重新发现社会》中所重申的那样，因为只有当我们重新发现“民间是个好东西”而不是“GDP是个好东西”之时，才能少出现几个钱云会和李莉那样的惨剧，同时，我们才会觉得，自己还属于这个城市和社会，自己还能作出哪怕一点点改变……
一年下来，就这么几本书，读得随性、写得匆忙，一年光阴就在笔头指尖这么溜走。此刻，我正抬头从咖啡馆望向窗外，北京的阳光晴好，于是我放下了书。我感到我必须走出去，做点什么。
（for《南方都市报》年度阅读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