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曾作诗云，“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古代的领导大多需要通过科举出仕，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科举的年代，不读书想当官是相当困难的，而要通过科举，一般皆是文化修为造诣较高之人，领导们写点诗词，出口成章皆是平常之举，算不得什么稀奇。如今，领导们待遇大都改善了，粗缯大布成了罕见之物，但腹有诗书的人却似乎越来越少了。在一切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原则下，怎么样能挣钱，怎么样提高GDP才是他们关注的核心，至于书本，时常变成摆设之物、装饰之品。
领导们基本上都能算做是“经济理性人”，做什么事情心中自有一本账，当不读书仍能体现利益的时候，他们便会选择不读书，还会以不读书自豪，或者找出各种理由为自己不读书的行为当注解。有次和一位干部聊天，他说，“咱书读得少，却不比你们文化人差，为啥？你们读的是有字的书，我读的是无字的书，也就是社会，字虽无，学问却不少，所以咱们都是‘读书人’，书不同、理相通而已。”持这种观念的人并不只是个别，在官场上，很多领导只在乎如何晋升，如何发达，这个时候，擅长人情世故、“会做人”才是他们学习的重点。不过，当升迁需要“学问”尤其是需要学历的时候，他们也读书，却常常是混读书，混文凭，只要能弄来硕士帽、博士帽，乃至教授帽子，找枪手写论文，做个读书样子，给导师各种方便，乃至于通过输送利益交换文凭，都是可能的。
读书干什么？这个思想问题不解决，处级以上干部们集中起来读书，难免被异化，读书会搞成联谊会、牌友会，反正是上级命令，能应付则应付，不能应付也权当装装样子，到时要交读书笔记，找秘书或者手下代笔即可。这就和读书的初衷相去甚远。之所以要求领导干部多读书，是因为当前社会变化太快，不读书不多学习一点知识，光靠经验施政，不仅容易流于经验主义，因循守旧，而且会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搞产业升级与转型的省委决策“思想不对路，理念不上道”，自然是要不得的。
把领导们集中起来读五天书，一定要读出实效才行，不妨多搞一搞读书交流会，施政交流会，还可以把这些交流会通过电视和网络直播，让老百姓看看领导们究竟读得怎么样，读出了什么味道没有。总之，得想千方设百计，让领导同志们多读进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