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中国：法宝―探索中国GDP超日本的原因

中国GDP总量虽已超过日本、但按人均计算却仅为其十分之一。

日本的GDP曾排名第二，今天中国则排名第二、日本位居第三，有人预测中国还会超过美国。尽管GDP并不代表一切，但这一现象却值得一探。余以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社会制度，因为人属社会性动物，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发生的、都是一定的社会制度之结果。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开宗明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一条）。

（二）

何谓社会主义制度？答：思想统一、舆论一律、步调一致、全国一盘棋……，即高度集中的举国体制，亦即“中央要有权威。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有力”、“属于政策、方针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也好，全国人大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要由党员负责干部提到中央常委会讨论，讨论决定之后再去贯彻执行……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对不听中央国务院的话的，处理要坚决。可以先打招呼，不行就调人换头头”（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82、277、319页）。

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并非划等号，中国的市场经济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说，中国在运用市场机制时并未放弃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权，“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39页）。

（三）

社会主义制度何以能令中国的GDP超过日本？因为这个制度具有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它能把13亿之众集合起来，甚至能令13亿之众以一个声音说话、以一个姿势动作，无论欲办何事，但凭中央一声令，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莫敢不尊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中央确立的，改革开放更是自上而下推行之，SARS风波、经济秩序混乱、亚洲金融风暴、基建投资过大、房地产开发过热、次贷危机冲击……均在中央的强力干预下得以化解之。理查德.尼克松有曰：“20世纪最大的事态不是殖民主义宣告结束或民主大踏步前进，而是极权共产主义崛起”、“尽管共产主义有许多缺陷，但它已被证明是个夺取政权、维护政权的有效手段”（见《1999年：不战而胜》中文版第6、24页）。事实也还证明社会主义亦是成就经济高增长的有效手段――

斯大林的“集体化”使俄罗斯由农业国一跃成为超级大国；

毛泽东绝对权威一元化领导能让积贫积弱、屡遭外侮的“东亚病夫”站起来；

邓小平铁脸治国不怒而威能使中国富起来并看到“崛起、赶超”的曙光；

新加坡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李总统光耀老先生功不可没。李总统主政期间是重“人权”还是重“发展”？世人皆知；

南韩跃居“亚洲四小龙”系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节正是朴正熙一手遮天；

台湾步入“亚洲四小龙”亦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节适逢“两蒋”乾坤独断；

香港也处“亚洲四小龙”圈内，然香港回归前行的是总督制而非“民主”制、总督大人是由英王任命的而非港民选出的；

所说越南的经济发展也很快、越南恰也是一党当道；

日本虽号称是民主国家，但美国著名企业家艾科卡先生在观察了日本经济后却发出这样的议论：“在日本，政府（通商产业省）对于日本工业界的全面影响大到令人难以信置的地步。战后日本开始其重建工作时，政府就把汽车、钢铁、化学制品、造船和机械制造等当作最重要的工业。换句话说，日本的经济命运不是交付给放任的自由竞争……日本实行了一种有目标、有重点的制度，使政府和工业界能够通力合作完成其国家目标”。有资料表明：“二战”前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乃高于战后，“二战”前日本是典型的非民主国度、而战后则被“麦帅”用刺刀塞进了些许“人权”佐料。不难想象，若是没有“人权”佐料，也许日本会创出更为惊世的经济奇迹呢；

朝鲜在金氏父子君临下更是少“人权”，然朝鲜经济搞得却一团糟，这也是事实、但却是一比九的事实。

――军队的自由成本低就有战斗力，国家的人权成本低就有经济高增长，中国GDP超过日本的秘密与法宝就在这儿，虽然这并非惟一、但起码是主要的。

（四）

发展经济之目的乃是为了人，以牺牲人权为代价追求GDP高增长岂不是与目的背道而驰？主义者，手段也，手段与目的并非完全一致，为了和平必须拿起武器，为了生存必须杀死罪犯，以战去战虽战可矣，以刑去刑虽刑可矣。今天，中国GDP总量虽已超过日本、但按人均计算却仅为其十分之一，中国欲在这方面超过日本、甚至超过美国，历程尚远，那么继续运用社会主义之法宝就须一百年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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