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的代价

        卢广不久前因为《中国的污染》这组照片获得了尤金·史密斯奖。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和他一起到江苏跑了一趟，亲眼目睹了黄海沿岸愈演愈烈的化工污染。这里发布的几张照片是他这次采访中拍的，图片后是这次的报道《增长的代价》。

江苏省连云港市燕尾港镇的一条排污口通往当地最大的河流——灌河的入海口。当地的化工园区兴建之前，经常有成群的虎头鲸从黄海游入灌河，觅食、交配、产仔。这种景象今天不复可见。虎头鲸最后一次出现在灌河是2005年的事。

盐城市滨海县头罾村。一家化工厂在中山河旁卸载和转运硫磺。中山河是当地自来水的水源地。

黄海的海水被排放物染黑。海滩上温度很高。

黄海边一条废弃的排污管道。远处是新管道的泵站，新管道一直伸入黄海深处。

                                                                                增长的代价

                        中国的变化太快了，在繁荣的背后，不难发现一种忧虑，而卢广将这种忧虑变成了照片。

11月初，冷空气南下，日夜刮风，芦苇和盐蒿纷纷向海水方向倒去。早上十点多钟，卢广脱掉鞋子，趟过齐腰深的芦草棵子，追着退潮的水线，往海里走了将近20米，什么都没有发现。往回走的时候，滩涂上的淤泥越陷越深，终于没过他的膝盖，把卷到大腿上的裤子弄脏了。

这天最低气温不到十度，49岁的卢广坐在港口边的渔船上，渔民打了水让他冲洗一下腿上的污泥。水是储存在船头的水箱里的，冰冰凉，他微微打哆嗦。但是三个小时之后，他又一次趟过同一片滩涂上稀软的污泥，沿着上午的足迹，蹒跚着朝记忆中的方向走了几十米。那时候海水的水位退到了最低，烂泥之中露出直径1米的金属管道的管口，不停地往海里排出蓝色的污水。

卢广开始拍照。

五年来，卢广就这样到过中国许多地方，拍摄到大量工业污染的画面。每一张画面都触目惊心。从遍布全国的村庄和城镇里，伸出无数管道，通过这些管道，没有经过处理的工业废水排放到任何可能的水面：排水沟、池塘、河流和大海。工业废水因为其成分不同，涌出白色、黄色、灰色、黑色、红色甚至蓝色的泡沫，烟囱里冒出的滚滚烟尘也一样色彩缤纷。如果不是刺鼻的气味提醒着其中的毒害，人们也许会为它们的色彩所倾倒——但实际上，这只是个色彩美丽的噩梦。生活用水和土地被污染，烟尘降落，在污染区工作和生活的人们头上同样染上了各种颜色的灰尘，他们开始生病：尘肺、癌症和畸形儿最常见。疾病摧残了人们的身体，让他们丧失劳动能力，他们的家庭不可避免地陷入贫困和绝望。并非没有过抗争——从上访、邀请媒体曝光、诉诸司法乃至暴力，都时有发生，但总的来说并不多见。少数几次抗争的结果，如果不是每一次都是悲惨的话，至少大多数时候是让人绝望的。本地居民就这样失去了继续抗争的勇气和希望。年轻人开始离开被污染的故乡，留下老人和孩子继续生活在呛鼻的气味、烟尘、废水和恐惧之中。

如果要为这些风格直白的照片赋予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可以相当鲜明地概括为“增长的代价”。

它们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的情节从工厂的兴建开始，接下来是污染和GDP同时增长，最后的结局是空气、土地和水面都不再适合人类生活。这个故事的完整性还在于，同样的情节几乎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在上演。卢广最新发表的一组照片中，出现了将近十个省份，从内蒙、青海到陕西、山西、河南，再到山东、江苏、安徽，一直到云南。每个地方都在重复同样的故事。

但故事的悲惨结局没有给后来人敲响警钟。江苏滨海县头罾村被化工园区所包围，这里弥漫着酸臭的气味，到了晚上，随着工厂排放废水，气味更加严重，村民只能关上所有门窗。

即使从来没有看过卢广在“癌症村”里拍摄的照片，人们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2009年5月5日，四个村民悄悄从头罾出发，潜入一河之隔的响水县，从那里乘上了去北京的长途汽车，准备向国家环保总局反映头罾的污染情况。第二天一早，他们到达了北京，但是没能按计划到达国家环保总局信访办。滨海县派去截访的人员连夜飞往北京，早早就等在长途车站，直接把他们带走了。一天后，他们被送回滨海县，接着在县看守所里被关了48小时到一星期不等，理由是违反政策，越级上访。离开看守所之前，他们都按照要求写了保证书，保证不再上访。

这不是头罾村民第一次上访，当然也不是第一次被截访。每一次上访和被截，都加深了村民的挫败感和恐惧心理。

这个大约有3000人的村庄原有5000亩土地，从2002年开始陆续被园区所征用。化工厂陆续进驻，目前已经达到100多家，工厂一家连着一家，从村旁绵延到海边，铺开数公里远，其中还有许多平地刚刚做好围墙，等待新的工厂进驻。整个化工园区的远期目标是扩张到50平方公里。一副巨大的广告牌矗立在路边，上面画着整个园区的蓝图——在江苏沿海的每个县里，都能看到一张或者更多这样的蓝图——化工厂将铺满12公里内河岸线和4公里长的海岸线，直到与滨海港连成一片。到那时，头罾村或许已经不再存在。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整个头罾村将搬迁到别的地方。但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头罾将继续深陷在化工厂的包围当中。

即使是在早晨七点，驱车在化工园区里转一圈，也能够感受到那些纵横交错的管道和高耸的烟囱背后所追逐的东西。到处可见热电厂输出热水的粗大的管道，管道上不断冒出白色的蒸汽。河边的码头上堆放着小山一样的硫磺，一路之隔就是制造硫酸的工厂，卡车来回穿梭，把硫磺从河边运到工厂。这条河也是头罾的自来水水源。

江苏的化工园区占地广阔，沿着黄海的海岸线一字排开，从连云港延伸到江苏最南部的海滨城市南通。这些化工厂不仅为当地政府贡献了GDP，也中国经济成功“保八”做出了贡献，显然——按照实施之中的规划——还要为下一个十年的增长出力。这里看不到经济衰退的阴云，相反，大量的村庄正在拆迁，为急速扩张中的工厂腾出土地。

但通过卢广的照片，这一切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加以评估。在连云港的堆沟工业园区一个正在拆迁的村庄里，医务室的村医证实了当地的传言，在征兵体检中，当地的年轻人普遍存在肝肿大症状。同样的故事曾经在淮河上游支流洪河发生过。卢广在洪河拍的照片是一种不祥的预见：如果污染治理得不到改善，今天洪河边的“癌症村”，可能就是10年后沿海化工产业园区内居民的命运。

当卢广沿着中国的海岸线南下的时候，他毫不费力地发现，黄海已经成了中国化工污染的重灾区。

多次往返之后，他对那些海边村镇里的道路比当地的司机还要熟悉。他一边指挥司机左转右转，一边介绍排污管道的位置、口径和伪装，污水处理厂在什么方位，是否正常运作，河里的水闸几点钟开闸排污，哪些工厂发生过爆炸——如同一位精通本职业务的环保局长。

三天里他跑了五个县市，不下十条河流和港口，以及分布其中的化工园区。多数地方的情形大同小异。从刺激的气味、糟糕的河水、通往海洋的排污管道和当地居民的控诉来看，化工厂的污染不仅危及水体、空气和土地，也危及人的健康和日常生活。

江苏有954公里的海岸线，无数大小河流从内地流往黄海，三个滨海的地区：连云港、盐城和南通下辖的临海14个县，无不以化工业作为发展经济的优先选项。

新近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连云港市有规模以上化工企业202家，销售收入151亿元。当地政府希望到2012年，这两个数字能够分别提高到500家和500亿元。要达到这个目标，化工产业必须保持33%左右的年增长率。而位于江苏南端的南通现有化工产业的规模是连云港的4倍以上。在2012年之前，地方政府希望能够保持年均13%以上的增长率。

2009年，国务院通过了《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这份国家级的规划文件重申这一地区的发展重点为化工业和港口。

连云港是欧亚大陆桥的东端，有铁路通往中亚和欧洲，南通和上海毗邻，是传统的工业区，在江苏临海的地区中，只有盐城是传统的农业地区，但也在急切地追逐工业、尤其是化工业的增长速度。2009年的2月，一家化工厂违规排放废水导致盐城市的自来水水源被污染，政府不得不停止对20万人的供应自来水。这一事件影响巨大，也引发了当地化工产业的整顿，但并没有动摇地方官员发展化工业的决心。

不管现在的评价如何，江苏南部的工业化正是从高污染的化工业起步的。这一工业化模式是后发地区的榜样。在盐城的自来水污染事件之后，现任盐城市长李强接受采访时评价说，人们没有必要闻化工就变色。这位年轻的市长眼里，化工业投资周期短，见效快，因此，“毫无疑问，苏北经济发展也是化工起步的。”

苏南的化工厂在太湖流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并且因为每年爆发“蓝藻”引起供水危机而世界闻名。尽管投入了数以百亿的治理经费，西太湖的水质仍然没有起色。2007年，在一次严重的供水危机之后，中央政府提出了严厉的指责，在随之而来的整治当中，许多化工厂被关闭或者迁往外地——苏北是一个主要的转移地点。

连云港和盐城地区兴建化工业园区的时间表和苏南治理污染的时间表密不可分。直到现在，承接苏南的产业转移仍然是苏北招商的首要目标。

太湖边的化工厂搬到黄海边之后，有机会扩大规模，因为这里的土地和人力更加便宜，税收更加优惠，当然，排污成本也更低。

地方政府公布的招商条件中并没有忽略这一点。和滨海县头罾村一河之隔的响水县陈家港镇化学工业园区的招商公告上特别点明：这个园区“北枕‘苏北黄浦江’——灌河，灌河潮汐落差大，河面平均宽度在1500米，自净能力强，环境容量大。”

连云港化工产业园区的简介相差不多：“东临黄海，南靠‘苏北黄浦江’——灌河，北依省级排污通道——新沂河……是化工产业集聚发展的首选之地。”

实际上，“苏北的黄浦江”已经被严重污染。2007年的数据显示，灌河河口水质为劣四类，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极差。历史上农历三月以后，成群结队的虎头鲸常常从黄海游入灌河，在这里觅食交配。2002年之后，灌河口的鱼类急剧减少，虎头鲸变得非常罕见。它们最后一次出现在灌河上还是2005年的事。

新沂河的污染更让人侧目。10月底，国家环保总局等八部委组织的海洋环境检查中，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警告说，“部分企业偷排或不正常运行治污设施，导致新沂河流域部分河段污染严重”。

检查组认为“江苏省个别地区存在环境保护工作相对滞后，监管能力不足，监督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其中包括“沿海化工园区较多，存在较大环境污染风险”。

江苏省政府印发的临海产业总体规划证实，沿黄海海岸线，21条主要河流和港口都存在尾水排放口，这还不包括“原连云港碱厂、田湾核电站和双灯集团等企业直排口附近海域”。

由于海洋受到污染，在黄海上从事近海捕捞的渔民开始弃船上岸。从2002年开始，灌河和新沂河一带的渔民在近海的收获越来越少，他们不得不购置了更大的渔船，以便到深海作业，或者离开传统的渔场，南下到其他地方捕鱼；那些无力购置大船的渔民最终放弃了水上生活，其中一些人成了化工厂的工人。他们向卢广倾诉说，尽管当地政府给予一定补贴，但这些钱很难支付从头开始定居生活的开支。

黄海并不是全部。中国的海岸线上，大型化工项目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拔地而起。投资额巨大的石油化工是各地政府争夺的目标，但即便是超大型的化工项目，也存在环境评估和设计缺陷。原计划落户厦门的年产80万吨的PX项目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支持，最后因为环评缺陷遭到当地市民的强烈抵制，不得不迁址另建。此后，大型的化工项目不断引起安全和环境方面的争议。原计划在广州市南沙落地的中国-科威特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也未能通过环境评估，不得不迁址湛江东海岛。

针对环境评估的抗议主要是针对石化项目威胁了城市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在中国，海洋环境保护还没有引起公众的足够重视。

“我们首先要自己活命，”头罾村的一位村民说，“海洋污染不污染已经顾不上了。”

卢广拍到的许多照片是化工企业违规排放的铁证。这些证据现在束之高阁，既没有被用于行政或者司法程序，也没有成为当地村民抗争的武器，但还是不可避免地给他带来了两种不同的后果。

后果之一是他得到了当地居民的信任。在他的采访日程里有一长串人名和手机号码，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当地人际网络。

如果没有这个看不见的网络为他提供消息和其他帮助，他很难工作下去。不断有人往他的手机上打电话，告诉他潮水的水位、排污管口是否露出了水面一类的信息。这些信息是至关重要的。为了避免被人发现，他很少待在同一个地方超过二十分钟，因此合适的时机一旦出现，就必须立刻赶过去拍照片，然后快速离开。

这样做是出于一种不得已的原因。他尽量低调，习惯于栖身在小旅馆里，在人最多的小饭馆里吃饭，包车的时候也要挑那种不起眼的小面包车。这样做能够省点钱——他没有单位，自己必须承担全部摄影的开销，也能为他的工作提供掩护；他的长相普通，身材矮而粗壮，头发蓬乱，看上去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中年人，非常有利于他融入人群。但这一切都不足以骗过那些警惕的眼神。他至少有三次被拦住，接着被送到公安局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幸好没有受什么皮肉之苦——他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也的确有这样的风险。

提供消息的人面临的风险比卢广更大，他必须保护他们。但完全不暴露是不可能的。11月3日，在滨海县的头罾村，卢广约定的采访还没有开始，就不断有人在房门外转悠，他的采访对象只好起身哀求对方千万不要说出去。30分钟之后，卢广坐上车准备离开的时候，有人拦住了他的去路，一个衣冠整齐的工作人员模样的人隔着车窗对他说，听说你要了解一些情况，我们可以给你介绍。卢广只能催促司机马上离开。

司机往往会受到警告，尽管他们可以辩称自己压根不知道卢广是谁。离开滨海县后不久，送他离开的司机在电话中说，有人要求他提供卢广的行踪，他只能如实告诉了对方。

帮助卢广的当地人并不相信他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化工园区周围居民的要求集中在三个方面：控制污染或者动迁到其他地方，公开村级账务，解决失地农民和上岸渔民的生活保障问题。卢广不能也从来没有给他们任何承诺。事实上，在那些反复抗争、反复挫败的地方，人们觉得现状已经不可能改变。但卢广在那些严重污染的河流旁边拍照的时候，一种模糊的愤怒就会油然而生。这种愤怒让他们不由自主地站到了这个来自外地的摄影师一边。

离开滨海县的第二天，卢广进入一河之隔的响水县燕尾港化工园区继续拍摄。下午三点钟左右，他得到消息，灌河边的滩涂上有一根排污管道正在排污。他下水拍了不到十五分钟，三拨人先后来到岸边观察他，询问他的身份和目的。他取下相机中的存储卡，藏在衣服里，光着脚悄悄地从盐蒿之中离开了海岸。和他同行的人被拦截在岸边。一位乘着别克君越车的中年男人——后来被证实是灌云县环保局副局长，他同时还兼任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的厂长——要求我们交出卢广，被拒绝之后，又开着车一路尾随我们的车辆。即将离开化工园区的时候，副局长的君越车突然冒险绕到我们前面，要求我们停车。

他变换了多种措辞，试图让我们相信，卢广是他失去联系许久的老朋友。他并不在乎这种措辞是否可笑。很显然，卢广是他唯一的目标。

被关注、被跟踪、被拦截、被“请客”——常常有当地政府的人找到北京，要求和卢广见面，请他吃饭，是这些年拍摄污染问题的另一个后果。毫无疑问，在卢广孤独的工作当中，蕴含着一种不可知的风险。

2009年，美国尤金·史密斯基金会将一项年度奖项颁给了卢广，表彰他在《中国的污染》这组照片中表现出来的人道精神和社会意识。

几年前，他曾经以一组有关艾滋病的照片得到过世界新闻摄影大赛（“荷赛”）的金奖，但今年的这个奖项有一点不同。尤金·史密斯是一位美国摄影师，在特立独行的一生中，一直试图用摄影作为工具来影响和改变政治。1970年代，他在日本拍摄环境污染和抗议运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组照片的拍摄过程是当代世界反对环境污染的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尤金·史密斯深深地卷入其中，遭到排污企业的报复，暴徒几乎差一点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他去世以后，朋友为他成立了纪念基金，每年颁出一项“人道主义摄影奖”，以表彰努力抵抗“传媒界的流行趣味和利益冲动”的摄影师，以“发现并鼓励那些独立的声音”。卢广是第一个被授予此奖的中国内地摄影师。

卢广的文化程度不高，不善于表达，并且刻意地远离政治。但这些并没有减弱他的作品的现实感和批判价值。在十几年时间里，他走遍了中国，拍摄过像血吸虫病、艾滋病、环境污染、吸毒、SARS和战争后遗症这样尖锐的社会问题，还关注过青藏铁路和喜马拉雅山上的猎人的生活。并不是每一组作品都能得到认可，在孤独的、体制外的职业经历中，他的工作方式还引起过同行的争议，但这些并没有真正打击他的热情。

这个矮胖的中年男人身上有一种吸引人的气质，那是一种饱经世故的随和，但并不给人圆滑的感觉。这是特别的生活经历留在他身上的烙印。在作为一个印染师傅的后代和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尽管童年时代充满了饥饿和不幸，但卢广幸运地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他先是在一家印染厂当工人，业余时间到偏僻的乡村里去帮人照相。26岁那年，他的照片在省里得了奖，他当上了当地的政协委员。现在他仍然是永康市政协常委，尽管很少回去开会。他曾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老家还有他的广告公司；如果不是执意把做生意赚来的钱用于目前这样辛苦和危险的工作，他的生活会更安全、舒适和体面。

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年轻的时候他渴望出人头地，但现在已经学会了对名气保持平常心。如果说还有什么驱使他不停地拍照，只能说是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他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地方发现了乐趣。

或许还有一种责任感。中国的变化太快了，在繁荣的背后，不难发现一种忧虑，而卢广将这种忧虑变成了照片。这也许是“成长的代价”，但是需要面对，并且有勇气去解决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