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丛日云
与此前弱者心态的民族主义不同的是，当下中国民族主义更加复杂 – 图片为本站所加
近年来，中国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如果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它继续发展，它将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中国政治的走向，影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
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表现
这种民族主义作为社会思潮，其表达形式主要在三个层面：
第一，一般民众所表达的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在中国官方的宣传中，常用的词是“爱国主义”。但爱国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并不是一种主义（ism）。
第二，在全球化对中国影响日益深入的时代维护民族利益和复兴民族文化的要求。
第三，极端的或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其特点在于：（1）以对本民族、西方民族（包括日本）、中西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的片面认识、虚假信息和由此而 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为其判断、情感和态度的基础；（2）以过时的、僵化的理论来理解当代国际关系；（3）以排外仇外（主要针对日美）的方式表达对本民族 的忠诚；（4）极端的、非理性的、好斗的态度和行为方式。
在前述三种表现形式中，前两者存在于一般公众中，它基本上是健康、理性和温和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发展主要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后者的主体是部分青 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虽然它也打着前两者的旗号，但它属于好斗的、排外的、非理性主义的民族主义。我们所说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主要指这种激进民族主义的出现。 因为它最为活跃，在舆论界占有明显的支配地位。绝大多数民众和官员不是激进民族主义者，但他们的思想也程度不同地受到激进民族主义病毒的传染，并容易被后 者所左右和利用。
这几年，这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做了许多事情，让人们感到非常震惊和担忧。所以，在这里，我们主要来谈谈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
二、对几种解释的回应
首先要回答的是，这种民族主义为什么会出现？或者说，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为什么会采取这种形式？
在解释民族主义兴起现象时，人们经常谈到几种一般原因：
其一是说，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因为全球化带来的对中国民族利益的威胁。但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中国，利益驱动的民族主义是比较弱的，而宣传导向的 民族主义是很强的。学生是最缺少利益基础的群体，他们是民族主义的中坚。而全球化受损最大的群体，民族主义情绪并不特别强。因为，在中国，没有独立的公民 组织，没有信息的自由流通，所谓“利益”是官方宣传中的国家利益，普通民众并不知道自己在对外关系中的具体真实的利益所在。而民族主义者的许多做法，是损 害民族利益的。
其二是将其归结为文化或文明冲突的产物。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世俗文化，没有宗教信仰的支持，所以对外来文化的距斥并不会特别强烈，更不会 产生好斗性的反应。既使中国传统的宗教，也是具有宽容性的多神教，而不是排它性的一神教，所以对以其它宗教为母体的文化不会产生很强的敌对情绪。中国人一 向对外来文化持比较温和宽容的态度。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80年代中国刚刚开放时，与西方文化的差距更大，但在当时，开放是政府极力推动的，所以在民间也 没有出现剧烈的文化冲突。目前，大多数年轻一代人，包括民族主义者，都喜欢西方文化。而大多数文化民族主义者，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得都比较温和。
所以亨廷顿将中国与伊斯兰两种文明并列视为西方文明的主要敌人，这是对中国文明特点的不了解。中国文明不是西方文明的敌人，而是竞争者。
有的人按其他民族的经历，将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解释为民族认同和民族情感的增长。但是，中国并非典型的民族国家，也就是说，不是按民族边界建立 的国家。中国是多种民族、多种文化和复杂地域的统一体，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中华民族”。在西方人的语言中称其为“帝国”，是世界上一系列帝国解体后仅存 的“帝国”。所以，中国的民族认同并不需要通过厘清民族边界来增强内聚力，也不应与对其它民族的敌视相伴随。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对不同肤色、种族、宗教、文化的区分并不太在意。他们的民族观念比较模糊，族群区分的意识很弱。普通中国人，即使那些民族主义者，在私人的交往中，一般都能与外国人和平相处，不会因为某人的民族身份而产生歧视或敌视。
人们还经常谈到历史的原因。的确，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年中，中国受尽了外国的侵略和欺侮，这种历史经历给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留下深刻的创伤。但是，如果 说现在民族主义者只是在算历史老帐的话，他们为什么不痛恨俄罗斯而痛恨美国？因为俄罗斯对中国的伤害至少不比日本差，而美国在这段历史中，是帮助中国最多 的国家。我这一代人都记得，上个世纪50—70年代，中国人是国际主义者而不是民族主义者。那一代人都高喊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都熟唱《国 际歌》，也深信马克思那句名言：“工人阶级没有祖国”。80年代，中国与美国、日本有过一段蜜月时期。为什么那个时期人们就忘记了历史上的仇恨，而90年 代以后怒火又重新燃起呢？
我对我的学生说，你们的爷爷受过日本人的伤害，有的与日本人战斗过，他们的亲人可能被日本人杀害，有的人身上还有日本人留下的伤疤，但他们已经与日 本人握手言和。而你们的父辈又推进了中日友好。为什么到你们孙子一辈，仇恨的火种重新燃起呢？你爷爷对我爷爷怎样怎样，于是就和他孙子没完没了。
最常见的，是将民族主义的兴起归咎于日本右翼势力的行为和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民族主义者也不断宣染西方的遏制战略，并把自己打扮成反对西方遏制战 略的斗士。的确，这里有部分的真实，对这些，中国人需要作出一定的反应，但中国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反应却远远超出了应有的限度。就目前形势而言，中国在与日 本和美国的关系上所出现的所有冲突和矛盾，都属于友好国家之间出现的麻烦，需要理智和耐心来解决。那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因为这些麻烦而将日本和美国视为仇 敌，不断想象着一决生死的战争，这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反应范围。
实际上，在我看来，民族主义者整天挂在嘴上所谓美国的霸权，西方的遏制，日本右翼势力的表现等，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另一部分是夸大的甚至是想象和编造的。而真实的那部分，又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为西方和日本右翼势力提供了依据，助长了它们的发展。
我认为，所有上述因素都在推动中国人民族认同的增长和民族主义情感的复兴，但仅仅这些因素，不能解释激进民族主义的形成。也就是说，不能解释激进民族主义者的观念、情感、态度和行为方式。
要理解中国这一代民族主义者，不能机械地照搬一般民族主义理论。我们需要观察他们的行为，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努力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那样想、那样说、那样做。
三、爱国主义教育与民族主义
这里我们先来看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从而了解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是怎样形成的。
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教育，就不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的认识和判断从何而来，他们的愤怒从何而来（在中国，他们有一个外号叫“愤青”）。
这种教育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学校教育；二是大众传媒的宣传。
在我的学生时代，接受的主要是无孔不入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宣传，爱国主义居次要地位。党要我们时刻准备着，肩负起解放全人类的使命。但进入90年代以后，宣传教育的重点转向爱国主义。今天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力量，就是这十几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产物。
在我们的学校里，一个人从小学开始直到读博士，都要开设政治教育类的必修课程。在大学阶段，这类课程大约占全部课时的近五分之一左右。这类课程的内 容大体上分为三部分：一是传统的意识形态；二是为当前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辩护的理论；三是爱国主义教育。其中爱国主义教育是官方所提倡的，也是教师们愿 意教的，同时也是最能够打动学生的心，从而产生效果的。这种教育也广泛地渗透到其它课程中。爱国主义教育还通过其它各种形式的课外活动而得到加强，由学校 里的党和共青团组织以及受他们领导的学生会组织的大量活动，大量的是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的。
一个国家对青年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没有错，问题是，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有着很大的缺陷，它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我们这一代年青人。
爱国主义教育最好的材料是中国的现代史。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中国受列强侵略的历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但这种教育给学生的历史知识是按政治宣传的目的加工过的，因而是片面的、歪曲的。
学生们从这种教育中形成的历史画面非常简单，就是善良而软弱的中国人被强大而野蛮残忍的西方列强所侵略和欺侮。由此产生的是极度的不平衡心理，激发 的是愤恨的情感和复仇要求。在这段历史上，中国朝廷和统治者曾非常傲慢，无理拒绝西方国家平等交往的要求；非常愚昧，不了解外部世界，拒绝接受已经形成的 一些国际交往的准则；非常自私，完全从自己的利益而非民族利益出发去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有时无理制造事端；非常不理智，经常扩大争端，激化与外国的矛 盾等。这些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都被淡化了甚至从正面去歌颂。而外国对中国的友好交往的积极的一面，却被淡化处理了。
在没有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信念也很淡漠的情况下，年轻一代头脑中形成的历史知识、历史观念，对于他们认识现实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民族主义者动辄援引历史，他们的历史观决定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和判断。
中国的大众传媒对公众进行的灌输，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另一途径。
在今天的时代，公众是通过媒体了解外部世界的，媒体是公众的耳目，他们所了解的外部世界是通过媒体折射出来的影像。但我们的媒体是受到严格控制的， 所有的信息特别是政治性的信息，都经过精心的加工过滤。民众通过媒体接受了许多失真的信息，这些虚假片面的信息的积累，使他们对外部世界，对中国与外国的 关系，产生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
我们的媒体控制了民众的信息来源，从而控制了了民众的判断，操纵着民众的情感。对国内事务，人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经历和观察来部分地摆脱媒体的影响，但对历史和国外事务，普通公众基本上依赖完全在官方控制下的媒体。
比如日本与中国建交后，对中国进行大量援助，占全世界对华援助的约60%，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以前很少有中国人知道这些。最近几年， 很多人都知道了，但是，他们是通过关于日本停止对华援助的报道知道的。这使他们又增加了愤怒。所以，通过媒体的巧妙控制，就出现一种戏剧性的效果：援助没 有带来感谢，停止援助却带来了愤怒。
当年北京地铁二号线通车时，北京人兴高采烈去坐地铁。驻华的日本大使馆也很高兴，但他们采访了上千市民，没有人知道这是日本援建的。
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杀，但很少有人知道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大屠杀。顺便说一句，即使南京大屠杀，我直到大学毕业也没有什么印象，因为从50年代 到80年代中期，几十年里中国的教科书和媒体都不宣传它，只是90年代起，它才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题材。所有中国人都知道西方人强占了中国的香港澳 门，但很少有人知道俄国人夺走中国一百多万土地，并将外蒙分裂出去。中国的版图原是一片桑叶，俄国人将其变成了一只鸡。
这种教育使年轻一代形成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
在这种教育中，不能从历史经历中得出积极的教训，不能从先辈付出的血的代价中，升华出对和平的爱，对人类的爱。实际上，我们的教育根本就缺少爱和平爱人类的内容。对国家的爱往往是通过对其它民族的恨表现同来的。
仇恨教育贯穿在我们几十年的教育中。在50—70年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手段，是通过煽动阶级仇恨，来加强对党和领袖的爱。这种教育非常成功，红 卫兵就是这种教育的产物。近些年来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延用了同样的方式，它通过激发民族仇恨，来唤起爱国情感。这种教育也非常成功，它在年青一代内心里植入 了仇恨。有的学者称这些民族主义者是吃狼奶长大的。他们动不动就用纳粹主义的语言侮骂其他民族，轻松地谈论战争。他们都激烈地反对美国这些年所进行的每场 战争，但他们并不是和平主义者或人道主义者，他们反战只是因为反美。而在台湾问题上，他们同时又是激烈的主战者。在对外关系出现麻烦时，他们经常将战争甚 至核战争挂在嘴边。
这种教育在民族主义者内心植下了对特定民族的厌恶情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特点之一是情感型思维，其情感很容易支配其观察、判断和思考。当人们厌恶 一个民族时，便很难客观地、理性地对待这个民族。就不愿承认这个民族的优点，当两国发生矛盾时，不愿理解和承认对方任何的合理性。
这种教育还使民族主义者形成特定的思维方式。他们似乎还生活在过去的时代里，与他们的先辈一起承受着由外国带给他们的苦难与屈辱，而在他们的想象 中，他们已经是“站起来”的一代，不能再容忍这种屈辱。我们的教育使他们形成一种不健康的受虐心理，并使他们陷入这种受虐心理中难以自拔。也使他们以一种 病态的心理和癔症般的敏感来认识和对待与一些国家的关系。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个别人的行为，个别的事件，都会上升到民族关系的角度去认识；普通的外交纠 纷、贸易争端、文化冲突，都会被政治化。他们以阴暗的心理测度别人的行为，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总是与他们过不去，到处都是“辱华事件”或“反华事件”。 他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就是世界上盛行的是丛林法则，强大的必然欺负弱小的。“落后就要挨打”是他们经典的口头禅，“弱国无外交”是他们愤怒中产生的领 悟，“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是最能使他们满足的意淫。所以他们希望国家强大起来，不过不是为了人民的富足安定的生活，而是为了在世界上不受欺负，扬眉吐 气甚至是复仇。
他们习惯于用今天的道德标准去谴责过去西方国家的行为，而用昨天的理论认识今天全球化时代的问题。在面对当代国际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时，他们自然想到的仍是殖民主义时代；而当他们想反抗他们心目中的对国家的威胁时，采用的仍是他们从教育中得知的先辈们的方式。
当与西方国家发生矛盾的时候，历史的景象就会浮现在他们心头。有一句形象的比喻形容他们的心理：让外国人踩一下脚，就想起八国联军：你爷爷就欺负过我爷爷，今天你又踩我的脚，所以旧恨新仇就一齐涌上心头。在他那里，外国人不小心踩他一下脚，那就是八国联军行为的延续。
四、历史记忆对民族主义的影响：天朝臣民的骄傲与殖民地时代的耻辱
我们再来分析中国人的历史经历和集体记忆给他们带来的心理特征。
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是东亚相对封闭的角落里最强大的国家，最先进的文明。古代中国将自己视为天下中心，以居高临下的态势对待周边国家，从不承认与其它国家平等的交往关系。
唐朝的时候，日本天皇派使者来见中国的皇帝，他写给中国皇帝的信说：日出地方的皇帝至信日落地方的皇帝。结果受到中国皇帝的斥责。这个蛮族头头怎么能与我平起平坐呢？
18世纪末英国国王派使者来见中国皇帝，信上写着：日落地方的君主致信日出地方的君主。同样受到中国皇帝和大臣的蔑视。
实际上，古代中国人长期将中国视为“天下”而不是万国中之一国。中国的皇帝自居于“天下”的帝王而不是一国之君。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滨，莫非王臣。”不过他的“王土”和“王臣”因在与他的权力关系上的差序而分为几个同心圆：最内一圈是他按郡县制的方式直接统治的地区；第二圈是纳入他的 统治下的一些具有一定自治权的边疆地区；第三圈是与他有朝贡关系的藩属国；最外圈是尚没有朝贡关系的化外“蛮夷”，但如果这些国家与他发生交往，他就要将 其纳入第三圈的范围。
在鸦片战争前，基本上是外国人向中国要平等而被中国拒绝，即使鸦片战争后，外国强迫中国签订的所谓“不平等条约”中，有些内容也无非是要中国承认与 他们平等的地位。中国人是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后被迫接受平等的主权国家体系的。进入这个体系的经历，对中国人的感受而言却是屈辱。传统的天朝臣民的傲慢与 近代屈辱的历史的强烈反差，在中国人集体意识中产生深刻影响。
近代的屈辱经历使中国民族主义者对国家主权特别敏感，很容易接受国家本位、国家至上的观念，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对新的主权观念和全球治理的趋势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
另一方面，传统的天朝臣民的傲慢虽然受到严重挫折，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许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在潜意识里还不能接受与其它国家的平等，在国家实力有 所增强或展现出良好的前景时，自大心理和天朝心态重新抬头。以这种自大心理回味以往受到的屈辱，也就是他们的历史教育使他们感受到的屈辱，使他们尤其感到 心痛；以这种天朝心态审视自己国家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所受到的对待──当然是媒体告诉他们的他们所受到的对待──尤其感到愤愤不平。
应该指出，这种感受和心理并不完全是历史造成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教育造成的。历史只是为这种历史教育提供了部分方便的材料。我们的教育编制出 大量本民族的神话和其他民族的鬼话，来强化民族自豪感和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仇视心理，这些神话和鬼话使受教育者不能正确认识本民族和其它民族的特点和历史 地位以及相互关系，使他们一方面滋长着虚骄自大的心理，另一方面却难以走出殖民地时代的阴影，以自信、开放的健康心态面对外部世界。
我们知道，许多前殖民地国家与前宗主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被侵略的国家与原侵略者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我们国家在80年代，也曾经与前敌对国家（如美、日）化解言和，甚至是经历了蜜月时期。所以，历史经历只是经过人为的利用，才会造成一个民族的心理缺陷。
五、民族主义者人格缺陷的形成
我们再来看教育对中国现代政治人格特征形成的影响。这里的教育除学校教育和大众传媒外，还包括家庭和社会教育。
一般说来，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个人意识增长的伴生现象。个人意识初步觉醒后，摆脱了对家庭、氏族、地域、等级等自然的共同体的依附，形成对较大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将民族视为个人欲求的适当载体。从这个角度上看，民族主义是个人初步觉醒，但又不够成熟、不够坚强的产物。
在毛泽东的时代，领袖具有超凡魅力的人格，将每个人都吸收了、淹没了。那时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是很弱的。在毛以后，个人意识开始出现，但在中国的教育中，个人主义没有获得其合法性，所以不能得到正常的伸张，只能以曲折的方式或变态的方式表现出来。
所谓曲折的方式表现在，个人的情感聚焦点由领袖转移到民族和国家。个人依附于民族。民族是一种半自然半人为的（或想像的）共同体。在中国，民族感情 更多地诉诸于民族的自然属性，强调个人与民族的自然纽带。这是个人的独立性还不强，性格比较软弱的表现。需要通过对民族的依附，来获得安全感、力量感、崇 高感。也通过民族的集体主义，即民族的利已主义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个人利已主义。
以这种方式获得认同的民族，并不是由独立平等的个人构成的公民共同体，而是某种有机共同体。在价值序列上，民族优先于个人，民族利益比个人利益有更多的正当性。沿这个方向发展，可以导致否定个人，强调民族至上。
所谓变态的方式，是指在这种人格形成过程中，被植入了许多不健康的基因。
前面提到的爱国主义教育是这种不健康的基因的来源之一，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在中国，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对儿童是极端压抑的。家长和老师 具有绝对的和任性的权威，孩子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走向社会的时候，政府和官员的权威也是如此。学生的学习任务极其沉重，高考的压力相当大。虐待孩子和摧残 学生的现象普遍存在。在传统社会，这种压抑成功地阻止了独立人格的形成。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社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开放了，青年一代要求更多的尊重和个性 自由。但他们所受到的压制性教育不但没有根本改变，反而在某些方面更变本加厉了。这样，在他们的心理上，会产生更强的压抑感和挫折感。
我们可以观察到，由这种教育造成的人格不健全在民族主义者身上有明显的表现。
我们看到，这些民族主义者不善于克制，以不负责任的方式寻求发泄、转化和释放他们的敌意。他们通常是：话检最有劲的说，事检最解气的干。但因为他们 软弱的性格，又只能向安全的地方发泄。有人形容他们是在最安全的地方表现其最大的勇气。所以他们敢于在天安门骂美国总统，敢在北京的大街上砸日本人的玻 璃。在野蛮的环境里，他们表现十分懦弱，而在文明的环境里，他们气壮如牛。向文明撒野是他们表现爱国勇气的最好场合。他们不敢挑战他们直接面对的权威，只 有将不安全的地方不敢发泄的怒气发泄到安全的地方，将在国内受到的压抑转移到对国外事务上。有了爱国的旗帜，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安全的。
童年受压抑和摧残的经历，使他们具有暴力倾向。即便在国内事务中，我们也常见到在青少年身上发生的无人性的残忍的行为。在一个极端是忍受，一个极端 是爆发。一旦不能忍受，则会完全失控，任意发泄。从温顺甚至懦弱，突然变成冷血的魔鬼。从沉默地忍受，到无情地杀人，只一步就轻易地跨过。没有中间复杂而 艰难的过渡环节。在国际关系场合，民族主义者思考问题时，往往会从一般的矛盾冲突，一步就跨到战争甚至“超限战”、使用原子弹。理性和克制对他们而言是陌 生的东西。
90年代末中国大学大规模扩招，大批青年进入大学，如今，中国在校大学生已经超过二千万。为世界第一。加上最近十余年毕业的大学生，就构成了一个大 约四、五千万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如果这个群体中有百分之十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另有大量的普通民族主义者与他们相呼应，这就形成一支可观的势力。而与此 同时，互联网也在中国普及开来。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是网民的主体。从此，互联网上便充斥着极端民族主义的喧嚣。
简单地说，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衰落后，它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和行为模式顽强地延续了下来，而它的共产主义内容被一种不健康的爱国主义所替换，这就 是当代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思想根源。改革开放后，现代的独立人格在形成和发育的过程中，还不成熟，而在这个过程中，又受到特别的压抑和挫折，这造成了极端 民族主义者的人格缺陷。
六、民族主义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影响
这股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出现，使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前途又蒙上一层重重的阴影。
1、民族主义能够动员民众关心公共事务，参与政治，但是这种参与并不能走向民主。
中国是个庞大的政治共同体，由于几千年的专制传统，一般民众缺乏国家意识（国家感），对公共事务消极、冷漠，缺乏参与精神。在传统意识形态失去号召 力，民众又没有自己独立的组织的条件下，民族主义能够起到吸引民众关心国家事务，激活他们政治参与热情的作用。所以，有的人认为，民族主义可以成为推动民 主的力量。
但是，民族主义兴起而产生的广泛社会动员与民主的政治参与不同。由于这种民族主义主要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不是自由民主意识增长的产物。民族主义者在接受这种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其中的毒素，即非民主的思想观念。
在民族主义者内部，有的人是反民主的。目前赤裸裸的反民主言论往往就是他们表达的。一部分人对民主漠不关心，还有一部分人能够接受民主，试图将民族主义与民主兼容起来。但在他们那里，民族主义占有优先的地位。
就目前而言，民族主义者主要是向外使劲而不是向内使劲。对外国政府表现出强硬态度，但面对本国政府或官员时，则表现十分软弱。对外国（如美国）侵犯 人权问题十分关心、敏感，反应激烈，但对自己或身边的人受侮辱、受侵犯，则表现麻木，委曲求全。对日本某一本教科书篡改历史怒不可遏，但对自己所学的教科 书和课堂上的谎言却坦然处之。
民族主义者的政治参与基本上是在官方所能允许的领域。对官方严厉禁止的领域，他们则哑然失声。
2、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不是民主人格，而是权威主义人格。
中国的民主化需要培育民主的政治人格，但民族主义发展会阻碍民主人格的形成，强化权威主义人格。
民族主义者头脑中充满了偏见，表现出无知和判断力低下的特征。他们不具有独立的人格，极易受到煽动和操纵。其行为受集体逻辑（collective logic）的支配。
他们身上具有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精神气质。几十年的民族主义教育本身就是反个人主义的。以前它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辅助物，近十几年来，成为其替代品，但否定个人是一贯的。在民族主义者那里，民族至上，个人的价值和尊严没有地位。
这些人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特征。他们不能理解和尊重其他民族的利益，不懂得克制和妥协，其行为非常情绪化、走极端。并且具有暴力倾向。这几年，我们看到他们从语言暴力走向肢体暴力，从好斗性走向好战性。
他们在国际关系场合形成的态度和行为行惯，会自然地运用到国内政治中。在这种民族主义参与热情推动下即使建立了民主，也会是暴民政治，而不是健康的民主。
面对这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我们会联想到三种形象：义和团、红卫兵和纳粹。有人认为，他们更像纳粹，在我看来，他们更像义和团和红卫兵。因为，第 一，他们表面上是自发的，实际上是严格受控的。他们那种看起来自发的自觉的行为，实际上是精神奴隶的表现。第二，他们没有凝聚力、没有组织性、没有韧性， 做事靠群体壮胆，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第三，他们没有牺牲精神和尚武精神，只是向最安全的地方发泄抑郁和仇恨。中国人被儒家文化驯化了二千年，变得非常文 弱，没有武士道和日尔曼骑士精神，所以不会产生德、日那样的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第四，他们也没有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他们所做的，只是最廉价的爱国，实际上 是误国。
3、激进民族主义抵制全球治理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压力，消解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波。
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治理成为国家权力监督的另一维度。即除了国家权力的内部监督外，又出现了来自外部的监督。由于中国政治发展滞后，内部监督严重不足，外部监督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外部监督有可能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推动力。
但是，民族主义者拒绝全球治理，以病态心理认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将国际社会的规则对中国政府的规范、要求，解释成为对民族主权和国家尊严的侵犯；将外国与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都解释为民族利益的冲 突；将全球化时代正常的各领域冲突磨擦夸大和政治化，无论是外交事件、文化冲突还是经济竞争或贸易纠纷，都被上升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一些仅针对个人和个别 集团的行为，个别的事件，都被放大为针对整个民族（反华）。
由于对西方国家的仇恨而将其民主制度妖魔化，从而加剧了国人普遍存在的“民主厌食症”，甚至产生逆反心理：只要美国的，我们就不能学；越是美国希望我们做的，我们越不做。如果我们做了美国所希望的，我们就没有了尊严。
这些民族主义者几乎没有将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一些麻烦与国内制度、意识形态、政策和行为联系起来，从自身的改革入手来解决一些国际冲突，改善国际形象。面对外界的压力，他们通常的反应是为国内现状无原则地辩护。
这样，他们在国内政治中的作用在于，使全球化、全球治理带来的变革压力不是转化成动力，而是在逆反心理作用下转化成为消极作用力。
4、面对国家统一与民主化的难题，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面临着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与民主化的双重难题。而激进民族主义思潮如果主导中国的舆论，使这两个任务都面临极大的困境。
从外部关系来看，激进民族主义的好斗行为会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从而激化中国与其它一些国家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激化又为这股民族主义火上浇油。中国的激进民族主义反对日本和美国的右翼，实际上，他们之间是患难兄弟，互为对方存在的理由，互为对方的发展提供动力。
如果中国与日本的矛盾激化，或者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直接发生武力冲突，激进的民族主义会在中国政治氛围中获得主导权，从而严重影响中国的政治进程。对日、美的敌意的增长，会使国内的改革派和自由派失去市场，而民族主义情绪的感染也会使民众厌恶美国所代表的现代民主和宪政。
从内部政治发展进程来看，在民主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中央权力削弱的脆弱时期，这在具有长期中央集权传统的中国，问题会非常严重。在中国人的历史记 忆中，诸侯割据、军阀混战，是中国人最可怕的梦魇。其中，最困难的是，在民主化过程中，如何解决在台湾、西藏和新疆存在的分裂倾向的问题。在面临分裂而民 主，统一而专制的选择时，俄罗斯人民选择了前者，但在中国，民众和政府都不会接受这样的选择。所以，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国家分裂的可能时，本来就不会很强 的民主要求很容易就会被统一的呼声所压倒，民主派很容易被视为出卖国家利益的卖国贼。
在中国近代史上，在80年代的苏联和东欧，民族主义与民主的要求同时出现，两者结合，互相推动。但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要求先于和强于民主的要求，甚至以非民主或反民主的形式出现。所以，民主很容易成为民族主义的牺牲品。
当代中国激进的民族主义是以汉族的民族主义面目出现的。它虽然以整个中华民族代言人自居，但不自觉地仍然表现出汉族中心主义，以汉族来定义中华民 族。比如，当他们极力弘扬中国的所谓儒家传统时，完全不会考虑到根本没有儒学传统的民族，如全民族信仰佛教的藏族、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和回族 等；当他们称中国人为炎黄子孙时，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人中有的民族在人种上不属于炎黄子孙；甚至当他们动不动将某些被他们视为背叛国家利益的人骂为“汉 奸”时，实际上已经在将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这种激进民族主义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发展，会加剧他们的离心倾向。
中国的难题是，在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或分裂要求抬头之前，没有以民主的方式完成对国家的认同整合过程（如像印度那样）。这样，如果实行民主化，面临 国家分裂的威胁；而推迟民主化，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要求会与民主要求结合起来，从而获得更强大的力量。目前，中国的分裂势力已经将分裂要求与民主要求捆绑 在一起。面对这种前景，激进民族主义所代表的汉族民族主义（ethnic Han nationalism）会为国家的统一而牺牲民主。也就是说，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救亡压倒启蒙的悲剧在中国会重演。但民主的前途是不可避免的，暂时推迟 民主并不能真正解决民族问题。要解决这个难题，需要复杂的政治技巧，需要宽容、耐心和妥协，但激进民族主义者不会接受这样的方式。他们那种偏激、僵硬的思 维方式和好斗的行为方式，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只能使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我们有理由为它的兴起而感到担忧。
这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也是受害者，我们应该做些事情，来改变他们的态度和观念，使他们变成温和的、理性的、建设性和无害的。
2006年春在耶鲁大学中国研究的workshop上的演讲(演讲原稿为英文)
2008-4-16
[丛日云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