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 安娜 Soetemandt是一位法国青年女记者。2009年，刚刚从学校毕业、步入记者行业的安娜广发求职信，竟意外地收到了中共政府对外宣传机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聘用书。她就这样走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一年间，她在西方新闻独立思想下形成的记者职业操守不得不时时面对一个政党对外宣传机器的特殊运作规则的事实，但是，这段特殊的经历也使她看到了统一口径的宣传下多侧面的中国现实。一年后，她返回法国，出版书著《我曾为中国宣传机器工作》，描述了她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期间的所观所感，特别是西方媒体工作伦理下的记者操守与中国宣传机器运作理念间的矛盾。她向我们介绍了她的经历和感想。
安娜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和其他外国专家一样，无外乎有三项；一是修改外文稿件，二是播出这些稿件，三是代表电台。切身体验之后，安娜意识到作为外国专家，她最重要的使命其实是第三项，也就是按照政府的宣传逻辑，向国内外舆论展示外国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对中国发展的关注。这对于在法国传媒学校毕业、满脑子新闻独立思想的安娜来说实在不太容易。安娜在书中讲述了她的个人感受，似乎流露出一种对受人摆布的厌恶。如今她已经离开中国，回头再看这段经历，她是否仍然有这种厌恶的感觉呢？

安娜：不能说是厌恶，因为并不是这样。我当时知道我要去一个官方媒体工作，知道不是法国式的记者工作，而且，我也被明确告知我的工作主要是修改法文文字，所以，不能说“厌恶”，因为并不是没有想到做这些工作。我的确有时候会感觉很不自在，我不得不面对。但是，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是我的选择，我必须自己担当。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其实对很多中国同事有了感情。因为我得以和他们敞开谈话。他们知道为中共政府作宣传对我来说很难。我也和几位同事共同合作了一个栏目“Prise directe ”，我想，在准备这个栏目过程中，我们做了点记者工作。也就是说，我完全可以自由选题，我也试着组织辩论。如果没有这些中国同事帮忙，我不可能做到这些。

我也意识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确，这是一个官方媒体，有些规则要遵守，但是，我还是有一定的自由。我注意到，一些中国同事对他们的工作也很清醒，他们知道是在为官方媒体工作，要遵守一些规则，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被这个体制所蒙蔽。

新闻审查压力下的自我审查

也正是在准备这个取名“prise directe”的栏目过程中，安娜亲身体验了什么是自我审查：

安娜：我讲的只是我个人在一个对外宣传机构里的经验，我不想冒昧地解释在其他媒体中中国记者如何工作。

的确，我意识到因为政府控制信息，使得记者自我审查其实多于被审查。就是说，要想让节目播出，就不能想说什么说什么。比如，在一次关于中国妇女的节目中，为了能让节目播出，我就选择了不提西方媒体常说的“独生子女政策”中的偏差，不提农村有溺杀女婴现象，而是选择了家庭从多子女大家庭向小家庭过渡的问题、独生子女不再有兄弟姐妹、表哥表妹等，这样的角度。我想记者的工作也不是只说西方媒体批评的话题。

不过，安娜也注意到在自我审查的同时，中国记者心里对现行制度有清楚的认识，他们也在不断试探新闻审查的底限：

安娜：完全和在法国、或在其他国家一样，有些记者有使命感，他们会想问题，很好奇，我和一些同事曾推心置腹谈话，他们很想知道我的立场，他们也有自己的立场。他们试着做些事。另外一些人则不那么用心，只机械的传达政府公报，不做任何思考，至少不公开他们的想法。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复杂。我觉得，一些记者还是想真正做记者的工作。我们看到，中文部记者中有人遇到了麻烦，正是因为他们不想只做上级强加给他们的工作。

安娜注意到大部分与她共事的中国同事根本没有接受过记者培训，而有突发重大新闻事件时，在这个政府对外宣传机构中，完全看不到她所了解的新闻媒体那种忙乱亢奋的景象。海地大地震震惊世界，西方媒体绞尽脑汁，寻找报道线索、报道角度的时候，安娜工作的法文组只能静静地等待电台新闻中心的稿件。那么，安娜是否也会和她的中国同事讨论如何做记者这样的话题呢？

安娜：当然，这是我和其他外国专家同事谈论的问题。但是，和中国记者也一样，认识了以后，我们很快就开始讨论这样的话题。我在书里讲了我曾去西藏旅游。有一天，一个中国同事来找我，问了我很多问题：怎样看西藏问题，为什么，等等；然后，他也向我解释了他的观点。也许这些谈话并不具有建设性，因为可能谁也没有说服对方，但是，我们彼此尊重对方的观点。我和中国同事有过很多很多这样的谈话，涉及很多话题，可能是西藏，可能是台湾，也可能是中国社会的新变化，或者中国电影，中国音乐。我记得曾和一位中国同事合作制作一节音乐节目，她觉得我对中国音乐的看法太刻薄。我承认不喜欢她选择的那些音乐，同样，她也不喜欢我喜欢的音乐。但是，我们彼此尊重，可以对话，我尽量开放，我也从没有感觉我的同事有某种不信任。

一年的体验使安娜意识到了中国的多侧面、多矛盾的特点。她说她发现的不是一个中国，而是几个中国：

安娜：要知道，我去中国的时候，对中国一点都不了解，有很多先入为主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有一种法国宣传，让人看到的只是一个中国、是他们像蚂蚁一样勤劳……说这些显得很有些幼稚，但是，在中国，我的确感觉我看到的不是一个人民，而是各种各样的人民，他们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这中间有矛盾，因为中国是一个大陆一般的国家，事情不总是那么有逻辑。在一年的时间里，我慢慢发现了其中的错综复杂。也正因为如此，我想写这本书，不是一本分析著作，只是我的所见所闻，希望能让法国人像我那样去发现中国。书中有不足，可能也有错误的分析，但我只是想讲述我怎样去中国，我怎样发现了一个幅员辽阔、很复杂也很吸引人的中国。

在中国居住的时间里，安娜自始至终担心住房可能有窃听器、同事有可能告密。同在电台工作的外国专家中有人与她一样有同样的担心，但也有人不以为然。尽管安娜从没有找到可以证实她的担心的证据，但是这种无时不在的、莫名的恐惧仿佛也让她领会了专制政权下的生活：

安娜：的确。在书的开始，我提到我刚去时非常害怕，因为去之前，周围的人一再提醒我，很多记者同行告诉我在通电话时要小心讲话，发信息时也要小心。我在中国并没有触及危险的政治话题，但是我还是很谨慎。我其实没遇到任何麻烦，但是，我感觉好像理解了在一个不能自由表达的国家表达观点时可能有的恐惧。而且，我虽然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但是，看看现在中国发生的事，应该说这也是事实：很多记者朋友告诉我由于北京和上海近期发生的事（周日“茉莉花”聚会呼吁），很多人被抓走，被问话。所以，我虽然没事，但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事实。

西方价值观与中国现实的碰撞

一年的中国体验之后，安娜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她在书中写道：初到中国时带着很多“西方的理念”。那么，一年的体验之后，安娜是否认为她原来对新闻自由的理解只是一种西方人的视角，不见得适用于中国？

安娜：的确，在这一年间，我对自己很多比较棱角分明的西方理念产生了怀疑。比如说以比较激进的方式、单方面落实人权，不见得就能推动中国发展……怎么说呢，您提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只能说离开中国的时候，我意识到事实比我想象的要复杂。我产生了很多怀疑，也没有找到很多答案。但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一名记者，像这样去一个遥远的完全不同的国家，明白自己的观点和视角是西方式的，但这并不是唯一的观点和视角。我认为，敢于怀疑此前确信的理念很重要。

我不能说一年之后的今天，我认为中共政府的做法是对的，我不能这样肯定。而且，归根结底，我是记者，传达政治观点不是我的目的。但是，作为记者，这段中国生活丰富了我的经历。与去中国之前相比，我更能够离开距离看问题。在未来的记者工作中，这段经历可以帮助我不像以前那样激进。

就我个人来说，这段经历带给我很多收获。在一年的时间里，我有幸在中国工作，与中国人共事，这是一段很令人难忘的个人体验。从职业生活的角度看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很难向一家法国媒体炫耀：我曾经在一家中国官方媒体工作。那样，人们会瞪大眼睛看着你。写这本书对我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拉开些距离。但是，我对这段经历一点也不后悔。因为我意识到了中国的多面性，它让我的视角产生变化，这些都将伴随我今后的职业生活，帮助我在看问题时更注意细微的差别。具体地说，就是我对政治问题越来越不感兴趣，越来越想关注具体的人。我们总是从政治层面谈论中国，以整体的观念谈论中国，但我觉得谈论中国人比谈论中共政府更有意义。虽然中国人要想当官或者挣大钱必须经过党，但他们对现实心知肚明。所以，一年的中国经历告诉我，应当让具体的人讲话，而不是去评判一个制度。就以北非现在发生的事为例，那是人民在觉醒。我觉得这才是最有意思的，就是人民起来，普通人起来夺取政权，他们有要表达的欲望。我希望做这样的记者：面向民众，而不是面向制度。

以新奇的目光发现中国的同时，安娜也在观察与她同样在电台工作的其他外国专家，希望明白他们想明白他们为什么在这里工作，甚至工作很多年。您曾经很羡慕一位自由职业的记者，因为他走了很多地方，旅途中切身体验了很多风土人情。但几个月后，再与他见面时，他已经接受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

安娜：其实，他们中很多人并不是记者。我注意到，这些人往往是很热爱中国的人，有些人会说中文，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或者新华社、或者中央电视台的外国专家身份可以让他们获得签证，在中国生活一年。所以，很多人是为此而来，而不是为那份记者工作。我的很多同事曾经是记者，他们到中国刚刚一年或者是第二年，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是为了学好中文，然后在那里定居。但是，也有人来则安之，只满足于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我觉得很遗憾，但是，每个人有自己的路，我不想评判。

那么，这一年不同寻常的经历留给安娜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安娜：最令我难忘的是和我一起制作 « Prise directe »栏目的中国同事。我们总共5个人，我尤其和其中两位相处得很好。我和其中一位仍然保持着联系。我虽然不能说他们是朋友，因为我并不了解他们的个人生活，但是，无论是从职业角度，还是从个人关系角度，我和他们都度过了一些非常难忘的时光。我自然而然想到的是他们，这些中国人很好奇，对我很开放，很慷慨，我希望我也曾慷慨以待。

我也曾有过很好玩的经历。比如，我曾经和几位地方上的党政干部一起去卡拉OK唱歌，很滑稽可笑。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和几位同事们在录音间录制 « Prise directe »栏目时度过的时光。
　　　　　　　来源：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