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之外
（2011-05-15）
| 早报导读 |
● 周兆呈
城外城
新加坡大选投票日的那一天，我们去了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首府罗列市，参观州议会大厦。经过简单的安检，工作人员热情地递上说明，接下来就可以自由参观。民主党籍的普度（Beverly Perdue）在2009年就任成为北卡第一位女性州长，她的办公室就在一楼，参观者一进来就会经过。
政府首长的办公区与民众没有什么距离。在旧金山参观议会大厦的时候，也是如此。大厦的工作人员带着我们穿过秘书的办公桌，她们热情地打着招呼，说市长出去了，随后参观市长的会客室。即便是在安保措施严密的华盛顿五角大楼，当参观者通过安检程序后，在大楼里也照样可以自如穿行。我们走过国防部长盖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人的办公室时，公关也只是提醒大家要降低声量、避免喧哗。
美国的议会大厦、政府大楼都是对民众采取非常开放的态度，并且有一套面面俱到的接待机制，这既是一种拉近民众的方式，同时从这种安排之中体现出一种最根本的原则，即“权利在民”，除了基本的安全措施和避免影响政府机构正常运作的安排之外，民众也有权利接触这些国家赖以运作的机制和设施，制度是他们“铁打的营盘”，在营盘里运筹帷幄、掌握资源的这些政治人物都是“流水的兵”，是这些可以进来参观的民众用选票和相关的机制把他们送进这些大楼。
在这样的原则之下，民众与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就很直接，在权力和资源面前的平等地位也已确定，并通过固定而且公平的民主机制，定期检视双方的关系。权力的更迭司空见惯，因此不会说当选州长、参议员或获委为部长之后，就飞黄腾达、一劳永逸，因为很快几年之后，任期一满就将再度面临选举的考验或直接告别权力，但也不会因为选战失利，就身无分文、地位陡降或失去话语权，因为平民布衣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原本就不脆弱。
因此，选举中起伏不定、不断轮换的胜负，对于两党乃至美国民众来说，都是一种心理承受能力的洗礼和磨砺，也使得这种选举日臻完善，社会心态也十分成熟。
从这个意义上看杨荣文团队在阿裕尼失利引起的热议，或许也显示了新加坡社会对失败的不适、不习惯。人民行动党太久没有经历强烈的失败，以往100次的胜利，也不及杨荣文一次失利带来的震荡。因为成功往往不会带来警醒，屡屡不战而胜甚至可能制造理所当然的心理。而民众或支持者习惯了社会精英的成功，对于行动党精英的失利难以置信，这也是新加坡模式形塑的社会心理。从这个角度看，这次在集选区行动党不再是不可战胜、“普通化”的结果，可以说除了在政治层面之外，对新加坡社会还有更深远的影响。
行动党50余年的执政，成功地取得了与社会精英以及绝大多数民众对于新加坡赖以生存的价值观、社会制度的共识，正如竞选期间群众大会上各党均带领民众念国家信约，这种对国家价值观的秉持是超越党派的，弥足珍贵。执政党长期掌握权力，建构在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之上，以经济发展确立合理性和合法性取得选民的支持，并以此不断自我强调、也灌输民众，在形成一整套话语论述和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容易产生利益固化的现象，与民间的实际感受出现断层。在新加坡社会和外部世界发生变化的阶段，民心、民意、民情和民气都和以往大不相同，如果不相应做出改变，就必然会收到警醒。
选后执政党的检讨中，大概会区分是民生政策本身问题，还是传递政策、施政的方式有所偏差，需要准确把握民意对民主追求的意识和趋向。这次大选很明显看出民主理念与民生课题的角力，简单的民生诉求可以转化为对制衡理念的追求。民生政策导致的不满是因，但也因此强化了选民意欲制约执政党的“果”。执政党的竞选风格既是因应竞选形势的短期谋划，也建基于既往政策和行事方式，多大程度上可以有助选票？民气又如何拿捏？比如对行动党，除不满其政策者外，有希望反对党发挥制衡作用的，也有不少人以调侃或批评作为对权威的一种时尚态度，比如对反对党，民间对加入反对党的人，常带有钦佩之意，施以弱者的同情，因为与成为行动党候选人相比，彼此的政治路径和回报大不相同。这种情绪是新加坡现有政治游戏规则的结果体现，却也是一种民气。如果不能准确把握和应对，就难以在新世代的选战中找准对话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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