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参加的最有意义的活动，就是到全国各地的高校做巡回演讲，与中国大学生做零距离的沟通和交流。毫无疑问，对于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沟通才是生产力。
北大虽然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但也仅仅是之一。任何一名大学本科生成为精英的机会都不小。想到未来中国的伟大人物有可能坐在台下，听我发表对世界的看法，我就觉得十分有动力。
这一过程早在我毕业之前就开始了。后来，我也制定了走遍全中国的演讲计划。不过，作为社会活动演讲，毕竟受到社会上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去年东海撞船后，有关人士善意地提醒我，“这个时候去大学演讲对你的安全恐怕没有好处”。我虽然认为中国并不至于那么不安全，可还是不得不被迫中断。不久以后，演讲还是恢复了，特别是最近的日本地震拉近了两个地震大国的距离，使我的演讲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不过，演讲仍然不是一帆风顺的。
比如，我原定于5月14日在浙江大学举行的演讲，就未能成功举行。原来我和浙大方面的有关人士安排好了时间和地点，但在13日突然接到了变化的通知。因为，浙大将于5月21日迎来114年校庆，资源和人力都很紧张，所以不能在浙大演讲了。对于这样的突然变化，我也没有办法，只好放弃。但我没有放弃跟浙大学子的交流，所以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我利用原定时间在浙大附近的枫林晚书店做了演讲。
作为中国人最多的大学之一，浙大还是有许多学生很支持我，并没有因为一星期以后的114年校庆而放弃听我演讲。临时决定的演讲现场爆满了，令我十分感动。浙大学子对政治很感兴趣，向我提出的问题都是高度政治化的议题，包括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分几步走;真正的司法独立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东亚的政治发展与儒家文化之间有哪些联系，等等。
当然，这种讨论自始至终是温和的。后来，一名朋友把在网上看到的听众博客传给我看。不论其对我的观点持什么态度，但肯定我的风格是诚恳、从容、有条理的。其实，任何听过我演讲的人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
演讲现场还有高三学生与我交流，让我这个上过大学和研究生的人回答，大学里究竟还有多少人保持着高中时代“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我说了一句，“假如你进了大学，你或许失望，原因很复杂，但不要犬儒，真的，犬儒不如奋斗。”
我给的答案并不太重要，但是这位20天后就要高考的学生，能在这里出现，让我十分感动。她得到家长允许来听我演讲是我最大的荣誉，这比任何官员和名人的接见都重要。无论我怎么跟她交流，对她提高成绩都是没有直接作用的，她来这里听演讲只能解释为社会责任感的驱动。我在回答这位女生问题的最后，再次强调了我的一个老观点：世界上最好的学生便集中在中国的高中。这里的学生勤奋刻苦、抱负远大、不怕困难、对社会充满理想和责任感，远远优于与他们竞争的美国同龄人。中国大学对这种资源利用得不好，实在是一种悲剧。
这就不能不引申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学跟社会稳定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某种被认为是错误或危险的思想，是否就真的会影响到稳定?我认为未必如此。
比如说在上个世纪60年代，全世界的大学都很乱。中国学生搞文革，美国学生搞反越战，日本学生呼应中美两国，法国学生差点占领巴黎，全世界只有苏联学生能平静地好好学习。在长辈眼中，中美日法的学生无疑都是非主流的，他们在学校里所做的事情也未必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过，当愤青们成长起来之后，世界并没有继续混乱下去，中美日法全都稳定住了，自己崩溃的反而是苏联。对苏联的解体，人们有多种角度的解释，而苏联扼杀了年轻人的冲动，或许也是其中之一。
根据我的经验，大学里的学生似乎可以分为两种，多数人应该是所谓“打酱油的”，对于政治和社会话题并不热心，有时候会动动手在微博上转发几条与时政相关的讽刺性留言，但现实生活中完全不会谈论政治，这既是因为怕惹麻烦，也是因为确实就没注意过。另一种人，人数较少，但随处可见，这就是被称为“愤青”的激进派，他们每天花大约两个小时在政治问题上，批评、研究和设计政治，与观点不一致的人进行激烈的辩论。一般来说，“愤青”可以分为左右两派，但他们的立场并不是永远固定的，同一个人，其左右立场也随时可能彻底变化。
我有一个朋友，就属于后一种人。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右派，然后变成左派，又变成保守派，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派。他有时崇拜民国，有时崇拜苏联，有时崇拜文革，有时崇拜现在的政府，并具有与上述所有人辩论的丰富经验。他每次总结自己的思想，会有一半的机会发现，自己三个月以前的思想是愚蠢的。如果按照学校的标准，这样思想偏激但漂浮的人，应该是令校方头痛的，甚至具有被“会商”的资格。但实际上，他所受的教育其实并没有失败，不断地“折腾”后，最后出现的，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他在敏感时期自费去了拉萨和乌鲁木齐，只为研究当地的问题该怎么解决。而官方或长辈们用“正确”的方法和“正规”的过程培养出的年轻人，或许正在努力移民出国。
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现在想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这种明显是为防止历史悲剧重演而进行的教育，究竟从历史悲剧本身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教训。我的观点很明确，政府在大学里应该具有最大程度的自信，以最宽容的方式对待年轻人，留给他们成为公民的时间。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749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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