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从广州看中国公民社会
（2011-05-20）
| 早报导读 |
最近，广州市建设委员会拟投资人民币1亿5000万元提升光亮工程项目，引发市民不满。先是有市民在微博上号召千名广州市民剃光头抗议，接着又有大学生在网上发起“征集千枚大拇指”行动，目的都是促请当局公开与工程有关的信息详情，充分征求市民意见后，再做出决定。
“征集光头”与“征集大拇指”之类反映了公民主体意识觉醒的市民行动，在广州市甚至广东省境内，并非新兴事物。近些年来，广州市已经发生过好几起市民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事件，例如2009年的番禺区居民群起反对政府兴建番禺垃圾发电厂事件，2010年亚运会前夕发生的“撑粤语”千人街头运动等等。
互联网技术发达造就的“网络民主”，固然是广州市民得以针对个别市政项目畅所欲言的重要原因，但并非关键因素。从近年来此起彼伏的广州市民抗议行动，最终都没有演变成中国其他地区常见的“群体性事件”，足见广州市党政机关乃至更高一级的广东省，在处理这类事件上表现出了相当克制，愿意与民间妥协的开明政风。
纵观百余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不难发现广州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是一座“得风气之先”的先进城市。在省会城市带头影响下，广东省也就成了近百年来中国“得风气之先”的省份，其在引领中国改革开放方面的作用尤其明显。改革开放初期作为定点试验经济特区的四大特区，除厦门以外，深圳、珠海、汕头都在广东。而对中国当代史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其讲话内容也是从广东经验开始谈起的。
近年来，广州在社会管理方面又迈出了“摸着石子过河”的步伐，那就是积极探讨公民社会并从深圳市开始进行试验。2007年9月，积极推动公民社会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大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建民应邀到广州出席“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以“从公民社会走向和谐”为题发表公开演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关键在于，这场学术演讲的主办单位是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更早之前的2002年，深圳市福田区景洲大厦的业主以直选方式产生了业主委员会，这个被视为公民社会先河之举，2010年终于获准在市建设局备案，确立了法律地位。2008年，深圳市政府首次把公民社会建设写入市政府工作报告。
2010年在广州举行的亚运会，总共有将近59万名志愿者投入服务，人数远远超过往届亚运会。这场大规模的群众总动员，为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公民社会团体提供了难得的发展契机，广为当地媒体报道的“赵广军志愿服务工作室”就是一例。
不过，尝试以公民社会来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广东模式”，并不像以“唱红打黑”为社会管理主轴的“重庆模式”那样深受中共高层青睐。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在最新一期中共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社会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会”陷阱》，更是以空前强烈的语气全面否定公民社会，称之为西方国家为中国人设计的“陷阱”。
无论周本顺所言是否个人观点，其党内身份和发表文章的刊物特点，已经足以令人产生诸多联想。譬如否定公民社会是否代表中共的官方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之争？又或者说，中共内部在社会管理问题上，是否已经出现了以进一步改革开放为代表的“广东模式”和颇具左倾色彩的“重庆模式”的两条路线之争？
从以往的历史看，中共每逢换届，尤其是涉及领导人代际更换之际，都会出现一些激烈的斗争。不过，无论中共最终选择何种社会管理模式，都会在明年的十八大之后尘埃落定。而中共最终所做出的抉择，不仅对中国，对世界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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