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議員一直被外界批評，除了搞活動，剪綵、展覽、蛇宴、旅行，一無是處，工作性質幾近社區中心。區議會則是大型『資源中心』，分發上述各活動的人力和經費。 隨著市民認為代議政制應超越80年代思維，寄望議員不只反映民意，更要主動改善社會，區議會若永遠留在分發活動資源的心態，實與潮流脫節，渴望直接參與、改變社區年青人或較高教育程度的社群，根本難以將改變地區的重任交託給這類區議員。 引用『區議會條例』，地區議會應為行政區民眾福利、公共設施及服務、官方計劃是否足夠，以及運用公帑的工程和社區活動向政府提供意見。同時，若區議會有足夠撥款，便應自行承擔改善環境、康樂文化及社區活動。 由此不難理解，從舉辦文娛活動到落實改善環境工程，又或是為著地區著想，用盡方法逼使政府接納議會立場，全都是區議會應履行的『憲制責任』，過於側重任何一方，對社會、對地區不見得有好處，區議員以政黨或專長等各自分工，更見善用時間，也不應怪責選擇不同的議員。 區議會每年可動用的小型工程撥款，以南區為例數額最高可達接近4千萬元，若不主動研究怎樣改善地區設施，只等待康文署或地區民政處不定期、不定時的撥款申請，心態就是『守株待兔』，自我削弱改善地區的權力，民眾也不見得益。 除 工程以外，區議會向政府提供的意見，更不應流於開會口述，拉橫額作勢示威，接著拍照留念便當曾為市民爭取。配合官場程序，撥款進行顧問研究的潮流勢不可 轉，設立更多對地區部門的規限和指引，可省卻日後處事因人因時因事而異的爭議。更嚴重的問題，則引用由申訴至法律程序挑戰政府決定，這也是外地成熟民主政 體，地方與中央政府立場相異時，各方尋求公正人判決的習慣。 港英政府在『67暴動』後訂定的政策，為了拉攏街坊和確保掌握 民眾脈絡，便成立如滅罪委員會、分區委員會等不同地區組織，因此目標非給予憲制機會，讓民眾改變社區，實際只是『行政吸納政治』的擴大版。單靠給予街坊少 許資源，自發舉行賀歲等節慶聯誼，這便可與『反英抗殖』的活動保持距離，政府又可與基層市民建立利益關係。換句話說，作為議員須警惕，分配予街坊的資源到 頭來是有助社區福祉，還是在麻木街坊對公共事務的參與，令他們去權力化（Disempowerment）：忘記自身組織、凝聚街坊的可能，向議員表達意 見，甚至一起改變社區事務。 在今天強調港人治港的社會，若仍守舊固我，單靠地區小活動自我麻醉，以為群眾同時活在七八十年代的殖民地，最終只會令地區發展停滯不前，又或是令區議會自我矮化，最終為居民所漠視尋求另類途徑改變現狀。 （文章刊於2011年5月24日『南區新聞』） Share this: Facebook Email Print StumbleUpon Share Digg Red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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