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发生至今已经22年了，说是“弹指一挥”，日子却是一天一天数过去的。经常有人提到八九民运、六四屠城，有时是回顾、有时是分析、有时是对比。说到开一次枪维稳这么多年；说到政治体制未见改变；顺因形势、共产党蜕化成利益集团等等，脉络环节都离不开邓小平。
民运期间，全民上街，党政机关大多声援、参与。何止是窃喜，人们有理由认为：窝里反、中共完蛋指日可待！天安门孩子和知识分子精英，颇有人讨论起接掌政权和组阁的细节了。直到枪声响起，他们才意识到：满坑满谷的示威队伍，唯独未见军队的身影。“军队再一次稳定了局势、拯救了党”。
邓小平是毛泽东的最佳接班人。不愧毛说他：政治上强；前途无量。虽然一解放他就离开了军队，但是，军队在党史上的作用他牢记在心。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托洛斯基认为军队靠不住，不如试走议会道路。在残存的党人中引起热烈反响。毛泽东则在建军的同时发明了“把支部建在连上”。控制了军人的政治思想，得以在千难万险中度过长征；在民族战争中虚与委蛇；在内战残杀中手不发软……。直到文革，国内秩序大乱，一个军管，各行各业立刻就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邓某虽然流放江西，局势还是了然于心的。
所以，老邓不惜在世人侧目之下，以一介普通党员之身，占据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之职，以应事变。若是没有这个远见，中共政权可能真要丢失在政治局那些平庸之辈手上。诚然，中共安然度过八九民运，开枪只是“技术手段”，没有一个有足够社会基础、完整政治理念和相当行政经验的党派接替中共，是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能够如此预防在先，也是邓小平的政治远见：提出政治改革口号，只为赢得掌权支持而不切实施行！个中分寸（或曰骗术），非老谋深算（或曰政治无赖）者不办。
看似，最懂政治游戏底蕴的，毛后惟有邓小平。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邓比毛手段更辣：1976年“四五”，毛钦定了“反革命事件”，出动的工人民兵手里拿的是木棒；忌疑更少：既然作了婊子就不立牌坊。因为，政治就是强权、强势、强加于人。先把眼前这关过了，后面的事慢慢再来收拾。邓小平心里有数：共产党也穷怕了，正想让资本主义养着呢；只要镇压之后继续改革开放，就混得下去。底牌已定，一心不可二用，街头广场先拖一拖，乘机把赵紫阳给办了：这小子太不懂事，真想改动政治体制。因他表面占理，一直没有适当理由拿下，趁这次的机会，打他个“泄露机密、制造动乱、分裂党！”
史称，邓小平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具体操作者”。那回的局面与1989颇为相似。右派对党的攻击大半正中要害，如不收敛、纠正，专政资格不保。但是，绝对不能认帐：承认你们说得对，我们怎么办、鞠躬下台换你们上来？同理，八九民运中各界提出的抗议、要求，都是党的痛脚、社会时弊、执政不力的证明，所以不能表示同意。反省、改正我们悄悄地做，功劳不能记在你们身上。而这次反党浪潮气势太大，镇压力度需要加强—–保住执政地位是一切措施的目的，代价让别人付去吧。
“开枪”还有一个作用：强调中共在中国的地位、实力和掌权的决心。文革伤了共产党威信的元气，其说教号召已经无人理会，马基雅维利早就教导他们：君主者，宁可让国人畏惧，不可被臣民轻视。而文革中后期开始，马恩列斯毛的信徒日渐流失；国门开后，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共产党更成了愚蠢、无能、可笑的代名词。道德、理念上中共提不出新花样，搞运动的老办法也试了几次，今天反自由化，明天批异化论，还是降服不了人心。中共大佬对全国民众怨恨日增，制造一次极端事件，大概是他们因势利导、重建威权的需要吧。
作为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老邓不仅阴险、残暴，还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性的弱点。八九民运之兴，乃此前改革开放部署不当：原来只要经济大改，政治少动。一不留神，意识形态的口子开大了，民主自由说过了。不找个机会断然煞车，情势就兜不住了。屠杀不仅是一次教训，也祭起了达克摩斯之剑。相信浸着鲜血的记忆足够深刻，自能长久提醒各类斗士遁迹敛行。政治中人都知道吃这碗者大约的斤两：谅那几个民运领袖经不住牢狱和物质引诱，把他们抛给“境外反华势力”豢养吧，民运离了本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生自灭去吧。
常识道，凡事总得付代价。老邓把政治智慧都献给了党，其个人的历史份量就要打折扣。原来在毛泽东麾下，什么事都算在老板头上。后来作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仅此一单，本可以让他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毛齐肩，但是六四这笔帐他无可推诿，只能永远地瞠乎其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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