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 | 法国舆论看中国: 守望教派日益壮大与新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

文章首先指出北京日益壮大的守望教派队伍使北京政府不寒而栗，教派成员中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大学教师、有的是人权捍卫者也有的甚至是共产党党员，尽管中国警方每周都要带走数十人，但是为了他们的信仰，守望教会的教徒们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文章引述守望教派目前遭当局软禁的一名负责人的话说，守望教会并不带有政治倾向，他们并不反对中国政府，他们所寻求的只是能够自由地追随自己的信仰，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那么，北京政府又为何要如此严厉地对待守望教派的成员呢？

作者介绍说，首先是守望教会为了进行独立自主的宗教活动而拒绝加入被官方认可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其次，据总部设在美国的基督教对化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的介绍，守望教派准备派遣两百多名代表前往南非参加一个新教国际会议，为了避免守望教会代表中国新教会团出席会议，中国当局极力阻止守望教会成员前往南非。最后，由于担心中东茉莉花革命蔓延中国，北京政府因此毫无犹豫地打压守望教会的成员。

《新观察家》驻京记者高洁详细介绍了守望教派成立的过程，指出守望教会成立于1993年，其创始人金天明牧师曾经是一名工程师，毕业于中国著名学府清华大学。守望教会自1993年成立之后，其成员队伍迅速扩大，十五年后已经从当初的十多人发展到一千多人。北京当局因此多次要求守望教会搬家，2009年底，守望教会购置了大约一千多平米的大型活动场地，但在官方的压力之下，房地产购买协定被取消，之后，教会又租用了一家餐馆作为礼拜场地，但是，几个月后，餐馆的房租协议也因同一原因被取消，最终导致该教会最近一年多来没有固定聚会场所，因此才不得不采用露天敬拜的仪式。

文章介绍说，守望教会令中国政府担心的另一大因素是教会成员大多来自城市白领阶层，他们不仅对过去几十年来的红色文化早已厌倦，而且对今天新兴的消费文化也不以为然，这些物质生活条件优越但却只希望从基督的身上寻找精神支柱的新教徒们与当今中国的社会风尚格格不入，与被普遍认为已经失去灵魂的中国政权相对比更是形成鲜明的反差。

同样，中国全国基督教信徒总人数的迅速增加也进一步确认了中国老百姓对精神生活的渴求，根据2006年的一个民调结果，百分之三十的中国受访者承认信教，在这三亿多信教的中国人之中，有三分之二是道教徒或者是佛教徒，剩下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则信奉基督教，也就是说，中国当时就已经有一亿多基督徒，而同年的一份机密报告的调查结果则认为中国基督徒的总人数甚至可能在一亿三千万人左右，其中有五分之四为新教徒。

作者评论说，这对被毛泽东宗教封锁了几十年的中国来说，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报复，而且对许多中国基督徒来说，中国在几十年之后很可能成为一个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基督教在中国似乎并不是外来的宗教。因为，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浙江、河南等地的农民几十年来始终默默地保护基督教的火种，这也是为什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宗教解禁之后，基督教得以迅速在上述地区传播的原因之一。此外，中国的新教徒们所寻求的并非是盲目的崇拜，而是一种理性上的认同，他们试图在新教理论上寻找支撑点，他们首先从事的是翻译圣奥古斯丁以及加尔文等新教伦理家们的作品，中国著名的异议作家、新教徒余杰就认为加尔文是最能帮助他们理解个人信仰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家。

总之，中国知识分子教徒信仰的是一种参与社会的宗教，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公民社会十分活跃的维权律师中有将近一半人都先后皈依了新教，因为他们试图在基督教文化中寻找中国传统哲学中所缺乏的爱的概念。正如余杰所说的，他们希望能够给这个充满仇恨的中国社会带来一些爱和宽恕。

事实上，作者评论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皈依宗教的潮流首先来自海外，是那些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流亡海外的中国学者在绝望与愧疚中试图从上帝那里寻找安慰，当初天安门学运中的二十一名领导人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今天都皈依了基督教。他们中最具影响的是河殇的作者之一远志明，远志明撰写的《我为什么信耶稣》一书在海内外华人之间引发巨大的反响，海外基督徒所创办的宗教杂志也通过地下传送渠道成为中国国内新皈依的教徒们所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看来，流亡海外的六四学运分子并没有放弃拯救中国的目标，只不过，这回他们所要拯救的是中国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