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黄万里不顾个人安危,再次上书。他说:“我不能看着就要祸及农民而不说话。至于为此而付出的沉重代价,我一生无悔。”
作者:述弢,选自:经济观察报
多年在外奔波,我与陇海线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列车行走在关中平原,车窗外那一闪而过的阡陌纵横、田园风光,令人目不暇给。“好一个八百里秦川!”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这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之乡。当时干部每月工资也就二三十元,而大荔县农民的劳动日低则两三元,高则六七元,每年纯收入可达1200~2500元之多。有道是:最穷的是国家干部,最富的是黄河滩上的农民。有的农户家庭存款竟高达4万,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天有不测风云。1956年初,厄运陡然降临到库区农民的头上。“这八百里秦川上的粮仓就要用来装水了!”原来是三门峡工程正式上马,库区农民必须全部搬迁,为国家重点工程让路。陕西渭南地区近30万库区移民及其子孙后代的命运从此发生逆转。人们告别故土,踏上离乡背井、颠沛流离的不归路。经过反复动员,他们在“坚决支持国家建设!”“牺牲我一家,幸福千万家!”的口号声中痛别家乡。
此行的目的地是宁夏。干部们对农民说:宁夏也是一个望不到边的大平原,到那边,每个人能分水田3亩,旱地7亩,田地不会被黄河淹,水车就可以把黄河的水抽到田里,旱涝保收。而且邓子恢副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郑重承诺:“政府保证移民在到达迁移地点以后得到适当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政府将努力保证他们在迁移的时候不受损失,并且帮助他们在到达迁移地点后尽快走上安居乐业的道路。”县里派到宁夏考察的人也回来说,那边土肥地广,水源丰富,年收入肯定比陕西这边高!
话说其中的一支先遣队,一行36人来到银川市,受到热烈欢迎。当地报纸说陶乐那边早已为移民安排好新居,准备了粮食、蔬菜、家具、煤炭,还腾出800间房子让移民居住,并帮助移民开垦好了种植蔬菜的土地。先遣队员们迫不及待地赶往陶乐县月牙湖,想先睹为快。没想到,等待他们的竟然是风沙蔽日、寸草不生的荒野地,什么800间房子、开垦好的土地,统统是画饼充饥。现成的粮食、蔬菜等等更是无稽之谈。小伙子们当天就领略了热浪灼人、蚊虫肆虐和狂风大作的滋味儿。这哪是人呆的地方!他们问,这样的风多不多,得到的答复是:“我们陶乐县风少,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队员们无不感到窝囊、憋屈、绝望和愤怒,渐渐萌生了一个念头:绝地大逃亡。
先遣队员铩羽而归,这对轰轰烈烈地展开的移民工作,只能起到动摇军心的作用,自然必须把他们强行赶回陶乐。陆续搬迁过去的移民无法适应当地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屡屡逃回原籍,这边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他们赶回宁夏,如此拉锯式的较量反复进行,竟成为此后数十年库区农民的生活常态。
历尽劫难的库区农民(后来成了“返库农民”)万万想不到,这场悲剧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黄万里当初的忠言直谏受到重视的话。事情还要从1955年说起。
三门峡位于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早年在此进行现场勘探的德国人曾得出结论:在三门峡筑坝,等于修建一个危害关中的死库。这个问题,日本人研究过,国民党研究过,解放后也研究过,都不敢定案。然而1954年年底苏联专家科罗廖夫拿出规划来,我们就定案了(其实科罗廖夫只懂工程,对河流一窍不通)。邓子恢副总理在人大会议上豪迈地宣布:“只要六年,三门峡水库完成后,就可以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黄河清’这一天!”
1955年,周恩来主持了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对关于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的规划报告,参加会议的专家均交口称赞,只有一人发言表示反对。这位名叫黄万里的清华教授当面对周恩来总理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黄万里说,黄河泥沙量全世界第一,但它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
黄万里发言何以底气十足?原来他在大学主修工程,后因目睹黄河水患频仍,立志探寻治理黄河之道,出国留学改修水利。他曾驱车45000英里跑遍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回国后又风尘仆仆,行程3000公里,6次徒步考察了长江的支流金沙江、岷江、乌江、涪江、嘉陵江,对于中国大江大河的情况可说是了然于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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