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已经九十年了。在中国，“九”为“大数”，而且吉利。命理学，有说：九是集一至八之知识、见识大成之类的话。盘点他们九十年的作为，好像也有这个意思。别的且不说它，仅从中共对外方针的改变上，就能看到其逐渐长大成熟的轨迹。
早期，中共被戏称为“卢布党”。因为她是苏共或曰共产国际一手诱导、组织起来的，主要干部大多是职业革命家、其生活费用和党务开销，基本仰仗苏联供给。在当时，中共中人并不认为不妥，因为“工人无祖国”，从事的是“世界革命”，此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难自圆其说。所以，遇到国家关系、统一分裂、领土归属类问题，中共的处理原则不是民族利益而是“国际主义”。
比如，那时的一个“内部口号”是“保卫苏联”：苏联刚刚建国，被帝国主义、反动派包围并仇视。因马克思说：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故需赤化其它国家与之互助帮衬。为此，苏联策动了去意已决的外蒙独立。时值袁世凯当政。老袁惹不起苏俄，于是宣布：搁置、不承认，以后再说。相当于邓小平后来的：相信后人会有足够的智慧，发明妥善的处理方法。国民党掌权，也没有承认这一分裂之举。倒是割据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5年的时候发表过一个“政府声明”，里面有这么几句：内蒙古民族可以从心所欲的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的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离起来。到了延安，毛泽东在抗大给干部扫盲时也说：现在中国的国境：……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见《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新疆的“分离运动”也由来已久。“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承认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看似专供“疆独”援用。蒙、疆都与苏联接壤，如以左倾之姿独立，有助稳固苏联政权。那时的中共，以那样的表示，尽其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义务。“民族”意识则在批判之列—–狭獈的民族主义、本位主义！
一遇“国际主义”，“民族利益”就退避三舍的例子还有一个：吉林的长白山与朝鲜接壤，二战中，金日成曾在这一带跨界活动。上世纪六十年代，北韩向中共要求，把这个地区划一部分给他们，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中共就答应了，据说是刘少奇经手办的。理由也很充分：兄弟的朝鲜劳动党；唇亡齿寒的邻邦。这种做法、包括被沙俄割去的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引得某些百姓天真地问过：为什么不要回来？组织上的标准答案是：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属于谁、生活在那儿都一样。中越边境迟迟没有划定也有这个“理论背景”。甚至，缅甸曾因出现社会主义倾向，也沾“国际主义”的光，边界模糊了好多年。
放弃领土之外，在“国际主义”旗帜下，牺牲中华儿女、保卫他人家园，至少有三次：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和中越边境反击战。这其中，抗美援朝，有预防敌人进驻鸭绿江对岸的意义，算是带有民族观念；在斯大林面前表现毛泽东的国际主义精神，也占很大份量。援越那次，美国人不会跨过北纬十七度线是肯定的，所以，中国的死伤和物资消耗，基本上是配合“世界革命”的战略。“后方变前线”进攻越南，则是为了解救被越南入侵的柬埔寨共产党。柬共，是中共亲手调教出来的小兄弟，其极端和激进，令老师钦佩。待其被越南进攻，中越已经闹翻，所以才有围魏救赵、教训越南的一箭双雕之役。
人类文明迄今还在“民族国家”阶段，并不适用马克思、列宁等人在书斋里推演出来、超越国家民族利益的理论。国际主义、世界革命不但没有提升人类褔祉，给输出国带来的也只有负担和混乱。事实上，斯大林的民族利益观就很强烈，援助兄弟党的力度，视苏联的安危而消长。曾几何时，先是北韩逐渐不提中国为他们而做的牺牲，与中国面和心不和起来；越南也置中国勒紧裤带抗美援越于不顾，对华需索无度还远交近攻。幸而时代转型到“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中共才最后一个从“世界革命”的迷梦中苏醒，唤起民族意识，睁开眼睛寻找中国的边界、哪里的资源是属于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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