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举与治理 | 蒋介石和毛泽东

蒋介石和毛泽东

作者：老宁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26

本站发布时间：2011-6-26 12: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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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确实，对于蒋介石，我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了解甚少。[①]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的。在胜利者的笔下，对立面总被矮化、丑化、简单化、脸谱化，蒋介石只被简洁地定性、定格为“人民公敌”、“草头将军”、 “不抵抗主义”、“攘外必先安内”、“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等。其实失败者未必如此不堪。一些历史学家、学者早已提出疑问，比如刘知几在《史通·曲笔篇》里质疑更始帝如何懦弱至此，章太炎认为王莽不至愚呆，只因胜利者掌握话语权，难免“曲笔阿时”、“空传伪录”。[②]二是人们的眼中也确实只看见胜利者。——没办法，人就是这么势利!正如斯大林跟毛泽东说过的“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而失败者，注定要被人轻视或遗忘。马岛战争爆发之时，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万人拥护，可战争结束后却身陷囹圄。科索沃战争时，米洛舍维奇俨然是民族英雄，可谁曾想他最后会死于狱中。这样令人唏嘘的例子不可枚数。为什么呢?原因恐怕只有一个，他们失败了。尽管蒋介石也是一个不世出的人物——这样的人物，也许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都不会被埋没，都要脱颖而出，但是，事实、结果却仍然是残酷的：他是一个失败者。也因此，注定了他生前的屈辱与身后的落寞。

研究蒋介石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失败者?对于历史来说，这是治乱兴替、“有资于治道”的宝贵教材。对于旁观者来说，伟大人物是更加深入了解人性的最佳样本以及激励理想斗志的读物。而对于那些当事者来说，也算是我们对逝去英雄的一个交待。

研究蒋介石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失败者，我认为，已经不需要从历史的大环境中去找了，毕竟，这个历史的大环境对于当时的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而且，对于曾经在成功者座位上的蒋介石来说，草莽者成为成功者肯定比他成为失败者更加艰辛和困苦。因此，完全没有理由从历史的大环境中去找原因，而应该，从这个人物自身当中去找，从他的性格中去找，从他的为人、能力中去找。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弄清楚蒋介石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失败者，首先必须弄清楚蒋介石这个人。

二

要了解蒋介石，我还认为，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毛泽东为对照，通过毛泽东来了解蒋介石。

对比蒋介石和毛泽东，我想，至少有这三个地方不应该被忽视。

一是出身。尽管蒋介石出身于商人家庭，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但在少年时期，蒋的生活却比毛更加艰难。然而，奇怪的是，出身的烙印似乎比实际生活带给他们的影响更加深刻，从二人后来的表现看，蒋即使不能说对于商人、富人更加偏爱，但无疑对农民、穷人是异常淡漠的。相反，毛知道农民、穷人的艰苦与需求，知道如何唤起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与人民的联系显然是蒋与毛之间最大的分水岭。从这点上，说蒋没有坚实的人民基础并不是言过其实。蒋之私德，或许无可指摘;但其公德，显然微乎其微。而一个历史性人物，一个领袖，其在历史中的作用，并不在于其私德如何，而在于其公德之辐射。蒋每天清水白面并不重要，但是他管不住身边贪污腐败的官僚集团才是最要命的。

二是教育。蒋自诩为三民主义的忠诚信徒，毛被供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创造者。但在很多研究者看来，这些都很可疑。也许更确切地说，蒋更是一名传统的儒家保守主义者，而毛更是一名浪漫的民粹主义者和高尚的无政府主义者。没有证据显示蒋幼年时期在儒家传统教育上有特别表现，但他后来却成为坚定的儒家文化推行者，尤其对王阳明的学说情有独钟。而毛对于中国历史和传统诗词炉火纯青，却偏偏对孔老二的思想毫无好感，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对儒家思想有什么独到深入的研究见解，他可能喜爱的只是《说岳》、《三国演义》、《子不语》、《何典》之类的野狐禅(见毛给毛岸英开的书单)。更奇特的是，两人似乎都是民族主义者，但蒋显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虽然他的《中国之命运》曾让闻一多“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但蒋的实际行动给人的印象，却前面时期恐日，后面时期亲美，处处退让妥协，实在让人难以相信他竟然会有如此激烈的民族主义言辞。对于灾难深重、备受屈辱的中国来说，民族主义无疑是强心针、凝合剂，但至少在抗战之前，国民党是把这面旗子让给了共产党。——至少在表面上，在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看来是这样。蒋似乎没有毛那样高扬的勇气，更别说像毛时代同时与苏修、美帝交恶——蒋甚至要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才敢正式向日本宣战。我当然不能否认也许在蒋的内心深处确实怀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情绪，但他又确实与通常意义上高调、激昂、气骨重于牺牲的民族主义者并不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也许原因在于下面这第三点“经历”中的第一个因素。蒋年轻时候的两大经历显然对于他后来的人生态度和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一是军校经历。职业的、严格的军校经历，也许有助于使蒋成为一名军事家，但也可能限制了他的视野，使他无法跳出军人的眼界，以政治家、战略家的眼光来看局势。他迷信武力、信奉军事至上，认为依靠武力就可以解决问题;反过来，如果军事力量不行，则就不能解决问题。比如他剿共，一次不行第二次，二次不行第三次，却从不思考为什么会有“匪乱”。又比如，对起义、游行、请愿，他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镇压。他不但认为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更要命的是，他可能还认为这是唯一的办法。再比如，他似乎也想过进行“社会改造”，但却只停留在表面，没有思考“人类和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所在”。就像他倡导“新生活运动”，或许在他心中，人们之所以面黄肌瘦、委顿不振，只是因为随地吐痰、不修服饰，而不是因为被剥削、被压迫。所以对于抗日，他从来只看到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只想到中国的军事力量不如日本，但显然没有人民战争的概念。相比之下，毛尽管也不否认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和作用，如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他同时更相信战争的第一要素是人而不是武器。所以，像抗美援朝这样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战争，也许对于蒋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像“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这样的话蒋是想不到、说不出的。

第二是帮会经历。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蒋曾经加入过上海帮会，但他与帮会之间的联系也是不争的事实。或许是帮会迅速有效的行事方式给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点还要追溯到同盟会的帮会传统)，蒋一生的政治斗争几乎没有离开恐吓、暗杀这样的小动作。相比于共产党用“开会批判”来进行政治斗争，相比于毛用“人民斗争”来整治政治对手，蒋更喜欢用特务来解决分歧。他不知道，政治一旦沦为特务政治，那是最下等最下作的了。且不说特务政治为多数人所不齿，历史上搞特务政治最厉害的莫过于魏忠贤，但其下场又如何?武则天搞特务政治也是一时权宜，非常时期一过就得收手。正是因为特务政治，也使得蒋的形象从来就难以正面和高大。更离奇的是，蒋搞特务政治都到了“光明正大”、路人皆知的地步。杀李公朴、闻一多，让马寅初公然对抗：“讲话不怕死，怕死不讲话，特务先生们，你们要开枪就开吧，我马寅初在此恭候!”一个掌握公权力的政府，却用下三滥的阴招来对付人民，这样的政府还能有公信力吗?政府毕竟不是黑社会，然而蒋的治国理念似乎是要按照黑社会的模式来管理国家。

三

当然，尽管有这些不同，蒋与毛作为不世出的领袖人物，依然具有共同点，比如意志之坚定、自尊心之强、对于权力控制欲之烈。但是，一旦将失败者与胜利者放在一起，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会忽略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而专注于其不同之处。哪怕在共同点中，也要挖掘出细微的不同之处。比如两人对于权力都充满强烈的控制欲，但毛重实不重名，只要牢牢控制住权力，当什么是次要的，主席也可以让别人当去——除非像庐山会议将“主席”这个位子作为政治牌来打。相比之下，蒋却重名过于重实。比如他一次又一次以至终身把持着“总统”的位子，只会坏了自己的形象，落下恋栈的恶评。

只满足于权力的表征，而非追求权力的实在，这恐怕也是蒋与毛又一个“大不同”。只要别人表面上拥护他、口头上服从他，他即能满足，即使知道自己权力的鞭子根本不能触及那里的地盘也无所谓。因此，尽管北伐战争开始时国民革命军的讨伐对象有五个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孙传芳、阎锡山，但转眼之间，冯和阎摇身一变，骤然从被革命者变成了革命者。随后，张作霖一死，张学良改旗易帜，也加入了革命者的阵营。于是在清除了吴佩孚和孙传芳之后，北伐战争完成了不到一半的任务就宣告胜利结束，蒋迅速地成为了“统一的中国”的领袖。然而，尽管蒋名义上是中国的领袖，但实际上，在那些大小军阀眼里，蒋却不过是一个力量更强的中央大军阀而已。终蒋在大陆的生涯，他从未全面、实在地控制过中国，从未真正地让地方军阀归服于他，甚至一直疲于与各地割据军阀混战。直到他逃离大陆时还在与桂系李宗仁争执不休。[③]这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地方，蒋似乎从来不懂得“痛打落水狗”、“宜将剩勇追穷寇”，每当与地方军阀争战时，眼看蒋再进一步，胜利就将在手，那些军阀们立即又表示归顺，蒋也立即欣然接受，不再进逼，于是，事情又归于平静，等到地方军阀喘息过来再重新开闹。

由于一直未能解决绝对领导的问题，解放战争中，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国民党各个派系的军队总是坐看“友军”被消灭而不驰援，直到自己也成为案上鱼肉。再下来，解放战争后期三大战役之后，解放军之所以推进迅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军队争先恐后起义投诚。可能他们都怀着美好的盘算，只要名为“起义投诚”，只要说一句服从共产党，就还能像蒋时代一样，保住自己的地盘。可惜!毛不是蒋，说什么这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把人、财、物统统都交出来。我猜测，那些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阀们，若是知道这意味着全部失去，至少也会抵挡一阵子的。

比较蒋与毛，确实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时势与英雄是一对难分难舍、难以看清的孪生兄弟。说英雄更重要吧，可是时势如此，英雄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蒋能够改变他失败的命运吗?想想看，傅作义的女儿是地下党，蒋介石最信任、最亲近的秘书陈布雷的女儿也是地下党，还不说国民党里大大小小潜伏的地下党——你说他们都图什么?图名、图利、图权去投奔共产党的?国民党不但失去了民心，连党心也失去了，能不亡吗?[④]但你若说时势更重要吧，难道蒋王朝的覆灭真的是无可挽回的吗?还是前面那句话，毛成为成功者肯定比蒋成为失败者更为艰辛和困苦。蒋毕竟是在一片乱摊子与烂摊子上面崛起，一般来说，“开国领袖”的使命主要是扫六合、一中国，至于以后国家的发展往往要靠后继者来完成。如刘邦建立汉朝，但汉朝兴旺却要到文景、武帝之时;唐朝、宋朝第一任皇帝任内都不是鼎盛时期;像“康乾盛世”更是离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很远了。再比如，毛建立了新中国，可是中国实现既强且富也要到了邓的时代。——所以，也许既不能将那时中国的一片乱象全部归咎于蒋，也不能太强求蒋在“统一中国”后还要带着中国走向新天地。完全可以这样猜想，蒋在大陆若是也能顺利交棒给蒋经国，也许大陆也会像日后的台湾一样有一个变化飞跃。但可惜，有一个人——毛泽东，并没有让蒋介石安然度过任期，从而也使这个假设没有存在。所以，如果不是像《蒋介石传》的作者布赖恩·克罗泽也感叹的——“历史的偶然使蒋介石不得不和另一个更加独特的人物——毛泽东共同统治中国并在这个国家里决一雌雄，这是蒋介石的不幸。这也就是说，蒋介石缺少那些将军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决条件——运气。”——或许，蒋介石现在仍会让大多数中国人尊奉为中华民国杰出的奠基人。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时势也许并非全然不可挽回，造成蒋失败的最大原因、唯一的不幸或许只在于——运气，运气太差，让他遇到了毛泽东。[⑤]

1945年，蒋介石与毛泽东两个历史人物在决定中国走向的重要关头见面，对于这次见面，蒋对于毛的评价是：“态度鬼怪，阴阳叵测，硬软不定，绵里藏针”。然而，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知蒋是否能想到，后人对他的评价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这可比“阴阳叵测、绵里藏针”要差远了。

随着蒋介石日记的解密，蒋在日记中写下的心声，有一些内容有助于更加全面、客观、真实地了解蒋，然而还有一些内容却也使人更感讶异。如重庆会谈时，9月4日凌晨，蒋起身祷告，“愿共毛之能悔悟，使国家能和平统一也”，这与布什说他攻打伊拉克是听到上帝的召唤一样，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实在无法使人去以滑稽之感，实在很难让人把这种举动与冷酷无情的政治家这个名称联系在一起。所以，评价蒋，更要记住这一点，历史人物是复杂的，蒋比我们原有的印象以及想象的肯定还要复杂。

也因此，评价蒋，切不可因为先存了“既然失败、必定无能”的偏见再去寻找，甚至把历史人物看做全黑或全白，像孔子所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比如蒋指挥，有时命令直接下到团连，有论者以此认为其完全不懂军事。这就是诛心之论了。像林彪打仗也爱这样越级指挥，有时军长甚至不知道师长被他调到了哪去，那怎么没人说林彪不会打仗?所以，评判历史人物，有一说一，既不要为尊者讳，也不能过度阐释。[⑥]上面所分析的，也是尽量在这样指导思想下，谨慎地探索蒋失败的原因，甚至认为其失败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并不是不可避免。

四

从大历史的角度回看蒋败退大陆，事关中国大陆日后之政治制度、社会建设乃至文化建设的命运，实在是一个极大的事件。也因此，常会引发人们无尽的遐想：倘若蒋不曾败、倘若毛不曾胜，中国又会是如何之走向?也因此，人们才饱含兴趣孜孜探求蒋失败的原因。蒋的命运和大陆连在一起还表现在，一旦他败离大陆，于台湾自成一统，他也就在世界舞台上失去了位置。——当然，一旦和中国大陆连在一起，比如炮轰金门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返联合国等，他依然会吸引世界的注意，但与其说是关注台湾，不如说是因为关注大陆从而也将眼光挪一点给台湾。

其实，在台湾，蒋倒是充分发挥了他的才智心力。外交上，既要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又要防着美国干涉侵入内政。内政上，既要发展民生，防止重蹈大陆覆亡之噩梦，又要把握住外省人驾驭本省人的政治布局。两岸关系上，既要时时警惕“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威胁，又不能放弃中华民国这个法统，时不时要敲敲“台独”的脑壳。如此繁杂诸事，不可谓不艰难，但蒋都挺过来了。唯有在台湾，蒋才完成了从军事家到政治家、从战术家到战略家的转变。[⑦]可惜为时已晚!台湾毕竟太小，一个小小海岛上发生的一切，对于世界并无太大的意义和影响。[⑧]所以命运又一次和蒋开了玩笑，当他是失败者的时候，所有人都记得;而当他终于做到了成功的事迹，大多数人却已对他失去了兴趣。因此，他留给历史舞台的，似乎只定格在失败的那一瞬间了。

[①] 中国大陆如此。在台湾蒋介石也在慢慢被人淡忘，随着威权体制的消逝，蒋给人留下来的恐怕也不会是什么好印象了。而在世界范围来说，失败者往往是失意者。对于失败者，人们的兴趣总是那么吝啬，相对于他的对手——毛泽东来说，研究毛的人可能是研究蒋的几十倍。毛并且拥有世界读者和崇拜者，而蒋，恐怕已没有在世界舞台的位置了。

[②] 在毛泽东的强势主导下，曹操基本上已经翻案了。如今偶尔也看见有人为纣王、王莽、隋炀帝这些“坏人”说些“公道话”了。以及不时有人质疑以往思维定势里的“好人”了，最突出的是对玄武门之变真相和唐太宗在其中角色的议论。

[③] 只有在蒋逃离大陆前夕，那些军阀们眼看自己大势已去，才惊恐地聚集在蒋的周围，俯首帖耳、唯蒋是瞻。也只有在台湾，由于再没有军阀的掣肘，蒋才能够不折不扣地推行他的施政理念。

[④] 政权之腐败、之令人失望，犹如俄国沙皇政府，以至于连一些贵族都看不下去而支持十二月革命党人。

[⑤] 特别是历史中的诸多偶然，一直是最让人回味无穷、遐想无限的。比如蒋若能大度一些，在抗战后将张学良放归东北，共产党在东北能否还成气候?甚至，如果蒋不似项羽而是李世民，如果他将鸿门宴变成玄武门，失去了毛泽东的共产党又会是什么样子?

[⑥] “拥蒋者”喜列蒋之“优点”，如坚持一个中国、不让“两个中国”同时现于联合国，1949年10月1日终于没有下令轰炸天安门等。其实，坚持一个中国对于他来说也是维护国民党法统不得已的做法——他何尝愿意离开联合国?没有轰炸天安门在他来说可能也是明白了：两方之间的胜败又何尝在于这炸与不炸?我倒是觉得蒋做了一件于国家、于民族实在善莫大焉的好事。共产党有背靠苏联、武装割据东北之心，蒋介石却无分离国土之意，倘若眼看东北大势已去，蒋介石即将兵力撤出，放弃东北、死守华北，而不是死撑辽沈战役、终致平津亦不保——甚或辽沈之后不打平津，直接让出华北，固守长江以南——则很可能现在的中国不是这样统一的样子了。当然，这可能也非是蒋不愿，很可能是其未能看清局势以及傅作义是否能听他的命令。

[⑦] 又或许只有在人生的大失意之后，人们才会痛定思痛、亡羊补牢。蒋在台湾，倒是不再那么意气用事，至少也虚心地向对手学习其优点了，比如土地改革、军队建设等，甚至还深入开展了个人崇拜运动，应该说，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效果。

[⑧] 从这点上来讲，也许英雄可以离开时势，但却离不开祖国。离开了祖国，对于个人当然可以说天大地大、何处无家，但对于他所扮演的角色来说，就像是离开了表演舞台，纵使有一身本领也无处施展。这一点上，不能不想起那些流亡海外、曾经声名赫赫的人们。当他们在国内时，甚至被尊称为青年人的精神导师，而一旦离开祖国，也将烟消云散，用不了多久便再无人识得，更别说再发挥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