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人们保持非暴力的时候，他们的运动将会获得更加广阔发展空间。埃及是这一事实的完美例证。妇女，儿童和老人都是埃及起义的重要参与者。暴力会降低一场运 动可以动员的人数。暴力也会导致同敌人的最强项对抗，而非暴力的方法则会建立一个不对称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一个统一，周密计划并遵守纪律的团体会占据 上风。
原文：The dynamics of nonviolent power: Egypt, Tunisia and beyond
作者：Carrie O’Neil, PON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谈判研究中心）
发表：2011年4月20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是什么让以民众为基础的非暴力行动更有效？哪些技巧和战略选择可以让这些行动避免失败，获得成功？突尼斯和埃及的草根民众起义会传遍整个地区吗？4月20日，在谈判研究中心（PON）资助的一次介绍会上，非暴力国际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哈代・梅里曼提出了这些问题。
以最近在埃及发生的事件作为例子，他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了解非暴力行动是如何运作的分析框架。
自信对非暴力行动十分重要。2010-11年在突尼斯的非暴力抵抗的成功给了埃及和其它国家的人这样一种感觉：非暴力的方法也许在他们那里也适用。为什么这种方法能够起作用？如何起作用？汉娜 阿伦特给出了她的洞见：”权力在革命面前分崩离析，这一瞬间揭示了民众对法律，统治者和统治机构的顺从，只不过是表面的支持和赞同而已。” 非暴力行动正是以这个洞见为基础，推动了抗争。要明白，大众的支持和赞成从各种政策和机构的战略退出，可以产生变革的力量。如果普通人在系统地寻找办法，使用自己的优势来集中攻击政权的弱点，并在关键点上进行大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们可以扭转社会的权力平衡。
当群众的满意度开始流失，政权也许会提出妥协，并同时进行镇压，就像穆巴拉克总统在埃及和本・阿里总统在突尼斯所做的一样。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政权的妥协也许会增加反对派的自信，并导致进一步的抵抗。比如，1955-56年在美国的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就是民权运动的一次心理胜利，鼓舞运动在其它城市的继续展开。在埃及和突尼斯，当局的妥协也增加了反对派的动员能力。同时事实证明，镇压不仅 不能结束抵抗，甚至因为它巨大的代价而伤及政权自身。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因为维稳的成本不断攀升，当局就处在了一个需要让步的位置。
当政权的支持基础受到持续的非暴力抵抗活动的不断侵蚀，它所能做的选择也在不断减少。政权的支持者之间――比如那些从政权的经济上受益的人同那些绑定在政权的政治机构的人――会开始出现裂痕。在埃及的例子中，旅游业向政治人物施压，要求一切恢复正常――即使这意味着要向反对派妥协――这样它的生意就不会受到损害。通常认为步调一致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开始产生分歧，因为它们之间的连接点受到了压力。在埃及，安全部队的低级军官同高级军官之间出现了分歧，而后者能够从现状中获得更多的好处。梅里曼认为，诸如此类的分裂，会让政权最忠实的支持者开始怀疑独裁者统治的持续性。尽管他们不会去支持反对派，但是他们会同独裁者保持距离，以确保在独裁者垮台的时候，他们可以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在这一时期，独裁者支持者的大规模叛变，和独裁者内部圈子之间不断扩大的距离，会有效地强迫独裁者接受抗议运动的要求。即使政权要求镇压，安全部队也不会去执行这个命令。
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一过程的成功和失败呢？一些专家说，外部的结构因素是运动的成功基础。这些因素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空间大小，收入分配水平，压迫者使用暴力的意愿，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中产阶级的出现，国家的文化特点和它的地缘政治环境。
梅里曼认为，非暴力运动的结果受到上述这些结构因素的影响，但是有时候，得到反对派掌控的因素――即反对派的技巧和机构――对运动的最终结果有更大的影响。这些以技巧――机构为基础的因素包括，形成一个统一的愿景，参与战略策划，挑选合适的运动和战术，进行战术创新和决定行动次序，选择特别的可实现的目标，创造有效沟通，以及建立联盟。通过研究人们忠于现状的原因，非暴力运动可以形成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并动摇这种忠诚。
梅里曼分享了由他的同事彼得・艾克曼博士最早提出的战略三原则：统一，计划和非暴力纪律。这些都是运动能否成功的交叉指示器。他说，如果你想快速地判断一场运动的前景，你应该问自己，”运动是统一的吗？有没有计划，它能在总体上保持非暴力吗？”
统一有三要素：
统一的目标：运动的目标和手段是统一的吗？
统一的组织：运动的领导者，中层组织者和当地的活动人士是统一的吗？
统一的人：这场运动能够建立起同盟，把社会上的各种组织联合在一起吗？ 运动是否听取了他们想动员的人的意见？他们是否有一个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的思想来吸引人们的参与？
埃 及的反对派明白，他们的力量是他们动员不同支持者的能力。尽管有一些运动的组织者不是工人阶级，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演讲里强调工人阶级的痛苦，并在工人社区里建立组织。他们集合共有符号、国家主义和文化，创建了新的集体认同。组织者们广泛地团结妇女和持不同宗教观点的人民，提出诸如”穆斯林，基督徒，我们都是埃及人”的口号。他们还在创建了统一的埃及身份，以吸纳穆巴拉克政权的支持者的忠诚，通过比如这样的口号：”警察和人民站在一起。埃及万岁！”。在 起义之前，穆巴拉克政权是国家的同义词，如果你批评穆巴拉克，那么你就在批评埃及。抗议行动在语辞上重新收回了埃及的身份，他们高喊：”我们都是埃及。”
另 一个对非暴力运动成功做出贡献的因素，是埃及过去的非暴力运动历史。过去的行动让埃及社会有了一个成熟的非暴力行动环境。尽管还有大量关于埃及反对派战略 策划的本质还不为人所知，但是梅里曼相信，过去的非暴力行动留下来的最佳做法和失败都在运动中得到了相当的反映。例如，2004-05年在埃及的 Kefaya（”够了”）运动转变了整个国家对政权的公开批评的心理底线。而2008年的四六运动把城市的年轻人和劳工群体团结了起来。这些和其它过去的 非暴力动员行动都是2011年1月25日成功起义的铺垫。
在战术水平上看，有证据表明，埃及的反对派进行了周密的计划。比如，运动的一个主要困难是让人们亲自去解放广场。穆巴拉克试图让防暴警察在人数上超过示威 者。运动组织者利用开罗无数的巷道来规划抗议路线，并在秘密的地点进行组织，以确保比警察领先一步。他们还编制出一份名为《如何聪明抗议》的26页的小 册子，为动员那些从未参加过非暴力行动的人做准备。这本小册子包含了一系列关于行动的内容：示威者如何行动的简单介绍，着装指导，甚至还有如何处理与防暴警察对抗的说明。
组织者了解自身的实力，也知道号召每天都进行大规模的抗议将会拖垮运动自身。在其他一些的非暴力抗争的例子中，大规模的抗议在数周后就失败了。所以埃及的运动领导者很小心地开展他们的动员活动，并把活动重点安排在周二和周五。在面对谈判压力的时候――很多埃及人失去了收入来源，因此想过回正常的生活――抗议者们正确地估计到，他们可以继续维持动员活动的时间，比政府能够抵抗的时间要长。同样了不起的是，他们创造了一块政治空间，使人们可以创建一个内部的自我 组织，并把它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比如，反对派在解放广场设立了检查点，人们在那里接受搜身以防止携带武器，他们定期清理广场，并设置防御路障以减 少暴力。
梅里曼强调，这场运动能够建立一个有组织的非暴力行动文化，这一点确实非常了不起。如果反对派对穆巴拉克的安全部队使用大量的暴力，那么穆巴拉克的军队将会仍然保持对政权的忠诚，并参与大规模的非暴力行动――就像发生在利比亚的事情一样。
当人们保持非暴力的时候，他们的运动将会获得更加广阔发展空间。埃及是这一事实的完美例证。妇女，儿童和老人都是埃及起义的重要参与者。暴力会降低一场运动可以动员的人数。暴力也会导致同敌人的最强项对抗，而非暴力的方法则会建立一个不对称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一个统一，周密计划并遵守纪律的团体会占据上风。
哈代・梅里曼是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ICNC）的高级研究员。他撰写有关非暴力冲突的书，并作相关的演讲。他的受众不仅有学者，还有活动人士，组织者，以及其它的实践者。 他曾合著，或者参与了下列著作：《推动非暴力斗争：20世纪的实践和21世纪的发展》，2005年，吉恩 夏普；《民众圣战：中东地区的非暴力斗争，民主化，和政府管理》，2010年，玛丽娅 斯蒂芬（编辑）；和《CANVAS 核心大纲：有效非暴力斗争指导》，2007年。哈代也是超级行动计划的顾问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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