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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杰弗瑞·沃瑟斯多姆(Jeffrey Wasserstrom)，是美国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他的著作《中国的勇敢新世界》(China’s Brave New World)，把西方读者带到中国的烤红薯小摊、DVD小店以及中国年轻人爱泡的咖啡店，而《全球化的上海：1850-2010》(Global Shanghai, 1850-2010)，则为上海撰写了一部荡气回肠的编年史。不久之前，他的新作《21世纪的中国》(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被一些美国中学和高校选为教科书。
这本《21世纪的中国》是沃瑟斯多姆教授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推出的，是后者“人人须知”系列的分册。全书由一系列简洁明了的Q&A构成，比如—
“其他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南斯拉夫的分裂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天赐的意识形态礼物，它只需强调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对国家统一是多么重要这一点就行了。”
“大陆有没有可能打台湾?”
“1.经济影响政治。两个地区紧密的金融关系已经结成了一个很难解开的纽带。
2.香港特别行政区看上去保持着很好的独立性。台湾为什么不可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有可能变成所谓的‘一国三制’。”
“中国未来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四个E：经济(Economy), 环境(Environment), 能源(Energy,)和地方腐败(Endemic Corruption)。”
……
为了在书中列举出足够多的、有代表性的问题，沃瑟斯多姆归纳了他在大学讲课和公共讲座中遭遇的提问，以及这两年来采访他的记者经常抛出的问题。他甚至两次陪旅游团去中国，了解这些美国人在旅行中一路产生的疑惑。他原先的目标读者，是那些刚刚对中国感兴趣、即将去中国旅游，或是对大众媒体上的中国形象产生怀疑的美国人，至于书出版后美国不少教育机构抛来的橄榄枝，对他来说实在是意外之喜。
“这说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美关注的一个话题，这种关注已经渗入了基础教育的领域，”沃瑟斯多姆告诉本刊记者，“整个西方世界，都在张开双臂欢迎更多、更好、更‘与时俱进’的中国图书。”
中国书的畅销和“中国模式”的消融
英国牛津大学，著名的布莱克威尔(Blackwell)，已有百年历史的老牌书店。时空在这里仿佛凝固，书香、咖啡香和新出炉的姜汁饼干的香味交织弥漫。有关中国的图书，从原先的藏身书海难觅踪迹，到拥有独立的书架，到现在，已经占据了整整一个展区。销售经理托马斯·道宁(Thomas Downing)告诉记者，现在书店为会员提供的新书目录上，有将近200种与中国相关的书籍，在网上则销售着400种，其类别包括经济、政治、旅游、小说、人物传记等。
而在书店一进门的排行榜书架上，一本名为《赛珍珠在中国》(Pearl Buck in China)的人物传记赫然在列。封面上，那位传奇的女作家神情忧郁。
“西方出版界的中国热大致是从五六年前开始的，很明显，北京奥运会是一个主要的催化剂。”牛津大学出版社图书编辑蒂莫西·本特(Timothy Bent)告诉记者，“而在奥运会之后，这种趋势有增无减。”
根据本特先生的回忆，关于中国的畅销书，过去并不多见。曾经，在漫长的几十年间，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是唯一一本有关中国的畅销书。即使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引起西方出版商和作者多大的兴趣。
“在两千年以前，有关中国的图书，大致依照着两大模式：一是所谓的‘东方主义’模式，书中的中国人，男人抽着鸦片，留着小辫，与昏庸的帝王和官僚狼狈为奸，女人要不就是淫荡的妓女，要不就是为了西方男人自我牺牲的‘蝴蝶夫人’;二是‘共产主义’模式，这类书籍往往是冷战与反共意识的产物。”英国媒介文化学者格莱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表示。
比如哈里逊·索尔斯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出版于1992年的《新皇帝》(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of Mao and Deng)，就是一本将两类模式结合在一起的作品。全书充斥着对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谩骂和嘲弄，也流露出不可抑制的种族主义偏见。在很多片段，作者的指摘甚至到了荒谬的地步，比如他认定共产党党员在延安时期过着极其“淫乱的”生活，理由是他们的夫妻居然以“爱人”这个词来称呼对方。“在这些代表着永恒的爱的浪漫术语面前，男人和女人彼此不再有任何承诺。他们称床上伴侣为‘爱人’!”作者煞有介事地分析，“这个词不包含固定的和约束性的关系。它意味着一夜风流、转瞬即逝以及婚姻原则的放松。”
进入21世纪，伴随着美国读者对中国兴趣的与日俱增，有关中国的图书大批量地出现，与此相应，像《新皇帝》这样明显“模式化”的图书逐渐消失。一个“集东方主义怪异与共产主义残暴于一体的神秘帝国”冰雪消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现代的、多元的、复杂的大国形象。
2009年出版的《中国崛起：挑战和机遇》(China’s Ris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是这两年一本颇受好评的中国图书。该书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弗里曼(Charles Freeman)、拉迪(Nicholas R. Lardy)、米希尔(Derek J.Mitchell)四位学者联合所著，提供了有关中国经济、外交、内政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许多权威数据。它对于中国的观察和探讨涉及方方面面，从军事现代化到大陆对台政策，从政治体制改革到中国对亚洲及全球的软实力影响，从腐败现象到社会不安定因素，从经济增长到环境问题，从贸易纠纷到投资问题。尽管在中国读者眼里，全书似乎仍弥漫着一种显而易见的“西方式”偏见，但它至少摆出了一副力求客观的态度，并以庞大的信息和数据为证明。
当然，原先那些意识形态偏见并没有完全消亡。只要有机会，西方作者仍然愿意揭露中国政治的黑暗与腐朽，西方的读者也乐意读到来自中国的负面消息。2010年有关中国的西方图书中，有一本就是《党》(TheParty: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光看书名就透着一种阴沉的猎奇感。
“不过，这类图书已经不是今日西方中国图书的主流了。”托马斯·道宁彬彬有礼地指出。
关注中国的迅速崛起
曾经出版过《2008年的中国》(China in 2008)等图书的美国出版人苏珊·麦伊辰(Susan
McEachern)向记者表示，这些年，西方书市的中国主题出现了明显的转向，由原先聚焦中国是否会实现民主、是否会实现政治现代化，到现在关注中国的快速发展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于很多读者来说，一本描写所谓中国阴谋的书，倒不如一本讲在中国怎么做生意、怎么赚大钱的书来得有趣，”苏珊·麦伊辰说，“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我们美国人真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
越来越多的中国图书旨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西方国家在全球长期占据的支配地位，会因为中国的出现走向终结么?曾经全球殖民的西方，在自身的帝国力量不可避免地衰落之后，总是在观察、警惕、揣测新的全球霸主。1950年代的敌人是苏联，1980年代的挑战是日本，而今天的觊觎者似乎是中国。
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作者看法不同。有人给出否定的答案，有人给出科学的质疑，而最容易在市场上走俏的，是那些响亮的肯定。这类图书将中国塑造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一条鳞爪飞扬、即将翻天覆地的腾渊巨龙。其言辞越是夸张，销量越是惊人。比如《在龙的利齿中：美国面临中国强权时代的命运》、《当十亿中国人跳一跳》、《内裤从哪里来?一包内裤看中国》?
其中最鲜明的代表，当属2009年出版、至今雄踞英美畅销书榜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和全球新秩序的产生》(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作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书中引述了古德曼·萨奇的一项最新研究，称中国经济体将会在2027年超过、并在2050年两倍于美国经济体，进而大胆预测，人民币届时将代替美元成为全球的储备货币，上海将夺去纽约和伦敦世界金融中心的光彩，全球使用汉语的人即使不多于、也至少会相当于英语的使用者，孔夫子的思想会变得像柏拉图的对话录一样妇孺皆知?在描绘这副图景时，马丁·雅克的语气是那么的肯定和热烈，以至于在许多中国读者眼里，《当中国统治世界》不像出自西方作者之手，倒像是又一本《中国不高兴》之类的民族主义宣言。
作为已停刊的英国杂志《今日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任编辑，马丁·雅克认为共产党是一股温和的力量，会领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他更有意思的观点是，中国的领导者与其说是共产党，不如说是中华文明，“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国家。”雅克没有回避中国的政治民主问题。和西方主流观点一致，他断言共产党政府绝不会和任何其他党派分享权力。但他并没有贩卖那样一个被西方人士老生常谈的观点，即现代金融和政治体系必须遵循法律、民主的基本法则。恰恰相反!雅克尖锐地指出，那个观点只不过是西方的自以为是和自欺欺人。中国的经济繁荣并不一定会顺理成章地带来民主;不仅如此，中国不断增长的自信会为它竖立起自己独特的政治和文化形象。而当中国成为真正的强者，它不但会打破西方的规则，而且会成为新规则的制定者。
“我个人认为，《当中国统治世界》的火爆有点名不副实。作者当然有一些很有趣的想法，但他把中国的很多方面都简单化了。有一点很有意思，那就是对中国不怎么了解、从来没去过中国的读者，比起那些对中国有所了解的读者，对这本书的评价要好得多。这本书的热销其实只能证明，西方对中国缺乏了解的人，依然占人群的绝大多数。”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教授(Joseph Nye)向记者表示。
借着《当中国统治世界》走红的东风，一本名为《北京共识：中国的威权模式如何支配21世纪》(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于2010年4月跟风出版，并同样畅销。该书指出，中国对于西方的挑战，来自它那种明显经过变型的资本主义形式(作者将之称为“独裁资本主义”)，以及它对于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概念和见解。当西方对欠发展国家实行经济援助时，往往会附带上促进民主的政治要求;而中国不一样，它给予的是一种没有附加条件的礼物和债务。这样一种外交政策显然更受发展中国家的欢迎，而中国的“独裁资本主义”在那些国家心目中—尤其是那些非洲独裁者和南亚寡头政治者的心目中—也随之成为一种有别于西方民主的发展选择模式。由此，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在全球建设起一个可以和“华盛顿共识”相抗衡的“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谈到这个名词的时候不禁失笑，“据我了解，中国政府还没有这个想法或野心。这个名词是几个西方人臆想出来的。它并不是一个已经存在的政治概念，而只是一个很好卖的商品书名。仅此而已。”
挤入西方畅销榜的华裔作家
中国主题在西方书市的走俏，也给了生活在西方的中国作家或华裔作家以契机。终于，他们的作品有机会进入西方的公众视野，甚至打入诱人的畅销书市场。旅美华人作家郭珍芳(Jean
Kwok)的半自传小说《翻译中的女孩》(Girl in Translation)2010年出版，引发了美国读者对底层中国移民生活的兴趣。旅美作家闵安琪的新作《中国珍珠》(Pearl of China)通过一位虚构的人物来构建自己与赛珍珠的关系，虽然这种写法不符合西方人物传记的传统，但也成功地为作品赢得了关注的目光。
还有知名小说家邝丽莎。邝丽莎其实只有八分之一的中国血统，长得高鼻深目、一头红发，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中国血统的痕迹，但她始终声称自己是“美籍华裔”，并孜孜不倦地撰写以中国或华人为背景的作品。2005年，她的小说《雪花与秘扇》(SnowFlower and the Secret Fan)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被福克斯公司买下电影版权，登上大银幕。2010年，邝丽莎推出新作《上海姑娘》(ShanghaiGirl)，描写一对上世纪30年代从上海辗转到洛杉矶奋斗的上海姐妹。
有意思的是，能够在西方出版界赢得声誉的中国作家，绝大多数是女性。她们的写作主题围绕着移民、身份和爱情而展开，而且经常在作品中透露出这种情绪：在原先的中国，她们没有成功和自由的机会，而到了崇尚个人价值的西方，她们才能自由呼吸、翩翩起舞。从汤亭亭、谭恩美到邝丽莎，从当初写《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周励到今天写《翻译中的女孩》的郭珍芳，这种自发的东方主义设定如出一辙、固若金汤。
单就图书的销售成绩来说，旅英女作家张戎无疑是最为成功的一位。张戎1952年出生于四川宜宾，“文革”期间做过农民、赤脚医生、翻砂工和电工，1978年留学英国。1991年，她的自传性著作《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出版，书中以张戎的外祖母、母亲和她自己的经历，串起了中国20世纪的沧桑变迁。该书成为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20世纪最佳书籍”之一，至今已译成30多种文字，全球销售量达一千二百万册。
2006年，张戎推出了与丈夫合著的人物传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这本书在许多国家登上畅销书榜，被誉为“一部震撼世界的书”。英国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就表示：“自从张戎的《鸿》书获得辉煌成功之后，我们一直翘首以待她和夫婿合著的关于毛泽东的宏伟研究成果问世，人们感到张戎在重写中国现代史。等待是值得的，果然不负众望，这是一部具有爆炸性效应的著作。”
然而在许多中国读者眼里，张戎的毛泽东传充其量是一本刻意迎合西方的耸人听闻之作，不但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诸多问题，还充斥着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之处，其惊人之语和浩瀚资料之间存在着不能原谅的鸿沟。事实上，连不少西方学者都认为这本书有违事实、曲解史料。史景迁就在《纽约书评》上指出张戎列出的许多参考书都不是严肃出版物，哥伦比亚大学伯恩斯坦教授认为这本书是“当代中国研究的一大祸害”，著名汉学家黎安友(A.Nathan)在《伦敦图书评论》上列举了书中大量违背史实之处，最后把张戎和她丈夫比作“一对饶舌的乌鸦”。
除了张戎，还有许多与中共不同政见者这两年在西方出版作品，表达观点。然而他们的政治作品却鲜少在图书市场上激起声浪。原因很简单，西方读者对这类主题已然兴趣不大。事实是，对这类内容感兴趣的读者，绝大多数都是大陆人，但他们与其那么费劲地看英文书写的“反党”作品，还不如到香港等地淘两本华语“禁书”来得方便。
也有一些中国作者跟风张戎，推出中国其他领导人的传记作品，但那些图书几乎都无人问津。
涌现佳作
然而，当越来越多的西方出版商对中国选题感兴趣后，他们却发现，原来中国很不好写。蒂莫西·本特告诉记者一个流行在他们出版人之间的笑话：当你在中国待上一周，你会觉得你能写一本书;待上一个月，你觉得自己可以写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待了一年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最好闭嘴。
“中国是一条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没有人能绘出它的全部真貌，每一个说中国故事的人，最多只能取得它身上的一枚鳞片。”英国汉学家、《红楼梦》英译者戴维·霍克斯(David Hawkes)曾做过这样的评价。
好在，大浪淘沙之中，已有精品浮现。而截至目前，在日益增多的中国图书中脱颖而出的优秀作品，多半出自常年驻华的西方记者或职业撰稿人之手。他们的作品让西方书市对于中国的书写呈现出新的风貌：从隔岸观火变为脚踏实地、从傲慢的审视变为平视的素描。
荷兰记者杰斯伯·贝克(Jasper Becker)创作的《龙之升扬》(Dragon Rising)，这几年在亚马逊网站上的销售长盛不衰。该书旨在关注和分析关于当代中国的一个个难题，但在具体讨论时又表现出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特点。作者聪明地按照中国的不同地区，将全书分成不同的章节，每一章节聚焦一个地区，集中探讨这个地区的主要问题，比如贫穷、腐败、少数民族的动乱等。值得一提的是，《龙之升扬》由《国家地理杂志》出版发行，因此书中所选用的图片都美轮美奂，甚至那些表现中国乡村贫苦和环境灾害的图片都具备了艺术上的美感。事实上，《龙之升扬》是那样一本“通吃型”的读物：当一个缺乏基本背景知识的西方人对中国产生单纯的兴趣，他能够通过阅读此书对当代中国有全面的了解;而当一个西方人即将去中国旅游或出差，该书也能胜任一本合格的旅行指南。
鼎鼎大名的《中国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 A Titan’s Rise and Troubled Future —andthe Challenge for America)也由记者打造。这本被《金融时报》与高盛集团评为“2006年度最佳商业书籍”的作品，前半部分关注经济，分析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低廉的国内劳动力及劳动力输出是如何冲击了其他国家的传统行业，后半部则探讨问题，包括信用危机、环境污染、官僚主义和腐败等。作者詹姆斯·金奇(James Kynge)将宏大的内容由一个个鲜活的例子串联起来：1999年北约轰炸大使馆、联想的崛起、阜阳奶粉、吉利汽车、劳力走私出国、苏丹红、王进喜、二代王进喜……举重若轻，时见幽默，为读者提供了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
2009年畅销书《中国路》(China Road)作者罗伯·吉福德(Rob Gifford)，也是个不折不扣的记者兼“中国通”。吉福德为英国的BBC和美国的NPR做过近20年的驻华记者，在决定离华返乡的时候，为自己举行了一个特别的“告别仪式”。他以自驾、搭车、乘坐客车等多种方式，从上海沿312国道一路行进到中哈边境，并将这次漫长旅程中的所见所闻，连同他多年对中国的所思所感写成一本书，以祭奠他与中国那份耗尽青春的情缘。(详见本刊总第345期报道《国道边的中国》)
此外甚至出现了这样一些书—它写的是中国，但涉及的情感、价值、文化绝不局限于中国。2009年出版并获得广泛好评的《工厂女孩：巨变的中国，从乡村到城市》(FactoryGirls: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不仅让西方读者了解到在东莞流水线上工作的女农民工，更以女性主义的、沉静而充满力量的笔触，描绘这些年轻的女孩在中国社会急剧重构的资本与文化压力下的内心世界。迈克尔·梅耶(MichaelMeyer)所著的《老北京最后的光阴》(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通过一个个正在消逝的老北京剪影，折射出令人猝不及防的城市变化。这就不仅仅是对北京，或是对中国的感叹，而关乎到任何国家的读者对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时光的伤怀与遐思。
“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好、更精彩的中国图书出现。因为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都很少见的大改变和大流动，每一时、每一刻，都发生着旷古少有、动人心魄的故事。这些故事值得被记录、采写和见证，并值得让全世界的读者—不止是中国、也不止是西方—了解、感动和铭记。”沃瑟斯多姆教授说，“而眼下，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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