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见人士为艺术自由铺路。” ——电影制片人如是说。
发自香港——中国著名的异见人士艾未未被逮捕的消息占据了港内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这次逮捕也显现出中国目前的审查制度。但两位中国独立纪录片制片人在参加一个在港举办的电影节时说，他们有巨大的创作自由。
上周五，在香港举办的2011华语纪录片节上，导演周浩注1在会场外围公开谈到：“表面上，人们认为在中国制作纪录片是很困难的，因为党不喜欢我们正在做的事。但事实上并不一定是这样。”这两位制片人说他们能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多数话题，在某种程度上要感谢异见人士的牺牲。
“我觉得我们有很大的创作空间”，周说。
周浩，前新华社摄影记者，他描述目前中国的纪录片行业是“百花齐放”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影片，它们挖掘的都是不同事件的不同方面。”
周说人们总是问他是否担心自己做纪录片的后果。“但我的理解是，实际上你可以拍摄任何你想拍摄的东西。关键问题是你想不想。你想拍那你就能拍到”，他答道。
他还说：“当然在大陆是会有些限制，但我觉得最大的限制来自于电影制作人内心，恐惧来自我们自身，其他因素都是次要的。”
周浩的同行，导演马占东也认同这一看法。他说：“如果你喜欢自己在做的事，你就可以克服困难。”
异见的受益者
周浩还补充，他觉得他和他的同行得益于那些备受瞩目的异见人士做出的牺牲。比如艾未未——先锋派艺术家和激进分子，因逃税被拘留了3个月后，于上月被释放。
周又引用两个同行的例子。其中之一是徐辛，六小时纪录片《克拉玛依》的导演，他采访了失去孩子的不满父母——1994年12月在一个遥远的西部小镇上，一家当地剧院里，一场致命的大火夺去了300多个在台山表演的孩子的生命。
一些家长相信正是“让领导先走”导致了孩子们的死亡。十三个当地政府官员因过失罪被判入狱七年并向失去孩子的父母支付赔偿金，但许多人仍觉得这还不足以抵偿他们的罪过。
有人对周浩和马占东的看法持提出了警告：像这两人一样的电影制片人能有广泛的行动自由必须要感谢价格低廉的小型数码相机的出现，以及中国庞大的疆域也使得官方无法监视每一个独立导演。
但出离体制工作的地下电影制片人必须让他们的剧本和最终剪辑通过体制的审查，并且还无法保证能获得商业赞助。他们的作品只能在非官方的小荧幕和国外电影节上放映，或者在香港——曾经的英国殖民地，1997年在保证言论自由的半自治条件下回归中国。
周、马两人在今年的华语纪录片节上又带来了大胆的作品。电影节将于6月18日开幕，6月19日结束。
马的作品名为《五月一日》。该片讲述的是一户人家如何从08年发生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恢复的过程。关于这场夺去了87000条生命的灾难，中国政府对相关的评论报道仍显得小心谨慎。
关注困境中的中国人
周浩此次带来的是纪录片《差馆》和《冬月》。前者记录的是在广州火车站派出所接待处上演的种种景象。拍摄正值春节前夕，正是农民工大规模坐火车返乡之际。这部时长56分钟的纪录片以原生态的方式拍下了困境中的中国人——一个反复出现在派出所的酒鬼，一个被指为扒手的人被当着自己女儿的面训斥，以及其他走进来寻求帮助的人。
《冬月》注2政府基层的运作方式提供了一个罕见而迷人视角。郭永昌，因受贿约190万人民币而被判入狱7年。在片中，他被拍到和人讨论如何与基层政府官员分摊税收、会见选民、将一只生日蛋糕抹在一位美国商人的脸上、和台商在酒桌上又吃又喝。而在一份神秘音频中，郭叫助手拒掉了一份贿赂。
周六，电影节组织者宣布《五月一日》荣获最佳长纪录片奖，《冬月》获得第二。《差馆》赢得最佳短纪录片奖的第二名，胜者由台湾导演贺照缇拍摄的《我爱高跟鞋》获得，该片跟踪了高跟鞋从用小牛皮制作到出现在纽约时装店的轨迹。
译者注：
1：周浩，曾经在新华社以及《南方周末》任职摄影记者。作品包括《厚街》、《高三》、《龙哥》等。作品曾在世界多个影展放映及获奖。
2：《冬月》，又名《书记》，讲述了一位即将离任的县委书记郭永昌，在离任前三个月内发生的故事。据说是这位县委书记邀请周浩去拍摄的，大概是想留下自己即将告别的辉煌。这部纪录片因为表面过于真实而显得像一个巨大的谎言，最终郭被查出受贿而收关入狱。
（本译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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