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週刊 | 劉再復提現代化「創造自式」　．江迅

七月上旬，劉再復在香港接受訪問。他說，他的「轉化性創造」其重心，不是「轉向他式」，即不是轉向西方，不是轉向千萬里之外；更不是「退回舊式」，即也不是轉向老祖宗，不是轉向毛澤東，不是轉向千百年之前；而是「創造自式」，即創造一套立足於現代中國人生存發展需要的社會形式。具體說，是肯定和吸收普世價值，又不就範某一既定的西方範式，是開拓中國古典資源，又拒絕被固定為某一現有的中國模式，透過「轉化性創造」，走出一條現代中國自己的路。

他說，「創造自式」的出發點是知名學者李澤厚關於「轉化性創造」的基本構想。對於這一構想，劉再復作出修正的是，將李澤厚基本構想中的「現代自由主義」改為「現代理性」，包括啟蒙理性與馬克思主義；李澤厚在基本構想中，已指出「轉化性創造」與「革命性創造」的區別，劉再復則更具體說，轉化性創造是改良式的、「慢慢來」的、循序漸進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性和積累性的方式，與革命性創造那種突變式、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暴力方式不同。然而，這絕對不是不改革，絕對不是把現有的模式固定化，絕對不是不需要繼續艱苦探索和艱苦奮鬥。

劉再復與李澤厚都毫不含糊地認定：當今世界，唯有中國具有「創造自式」即走一條新路的可能，只有中國擁有這種可能性，其他國家沒有這種可能性。他倆還認定，這種可能性只存在於今後的二三十年之中。這段時間，是歷史賦予中國創造現代化自式的最好機會，是中國最應珍惜的機會。劉再復說，今後三十年，中國在創造現代化自式的歷史大工程中，將面臨許多艱難的選擇和艱辛的工作。不可以否認科學、民主、自由以及現代存在方式等普世價值，但真正的難點是如何抵達民主，如何抵達自由，如何抵達科學。民主觀念確有普世性，但民主方式可以有多樣性，難處在於普世理念如何在中國應用。

文明與文化的衝突

劉再復說，「中國的歷史經驗證明，中國文化完全有創造自式——『轉化性創造』的巨大能力」。二十年來，他走過三十個國家，感受到人類各種創造，覺得「人」真了不起，同時也發現，當今世界已不是文明與野蠻的衝突，而是文明與文化的衝突。他說：「這裏指定文明，是指物質性的、實體性的外在工藝技術建構，也包括制度，而文化則是指內在的、精神性的、情感性的意義系統。二十世紀，一方面是文明的飛速發展，一方面則是文化的衰退。」

劉再復說：「西方現在到處面臨經濟衰退，而經濟危機的背後是深刻的人文危機，即找不到人本身的出路和意義的危機。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認定『意義』來自上帝，西方知識分子的普遍焦慮是找不到『靈魂歸宿』的焦慮，中國知識分子則認定意義是人自身創造的。因此，在西方面臨人文危機的背景下，中國知識分子完全可能創造出自己的意義體系，這一體系既包容普世價值，又有中國最深厚的古典底蘊。」

劉再復剛從中美洲回來，一路上，他想的是印加文化、瑪雅文化、巴比倫文化、古埃及文化都滅亡了，為什麼中國文化不會滅亡。他說：「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中國文化既合理又合情。我相信，它一定能提供給世界符合情理、符合人類生存發展要求的新創造。」

劉再復四月初離開美國，四月四日抵達福建廈門，開始他的演講之旅，從廈門到汕頭到泉州到成都到韓國首爾，再回到上海，六月二十九日從上海到香港，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他總共演講十九場，在文壇和思想學術界颳起一股「劉旋風」。

劉再復返回福建故鄉，他是廈門大學一九五九級校友。他說，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這兩部史詩是兩個人生的基本經驗，一個是出去，一個是回歸。四十八年前，廈門大學校長王亞南把他送上伊利亞特之旅，四十八年後，朱崇實校長又幫他完成了奧德賽回歸，形成了完整的美好故事。

在廈門大學國學院、大禮堂的兩場演講，他講的是《<紅樓夢>的哲學意義》、《創造中國的現代化自式》。一九八九年，他離開中國前往美國。這次廈門大學邀請他演講，是去國二十二年來，首度官方正式邀請，這是重大突破。近幾年，他雖然也在內地作演講，但都是各地朋友出面邀請，當然也須上報而獲當局首肯。

原定在廈門大學只演講兩場，師生、同學、朋友競相熱情邀約。於是，他在中文系演講《告慰老師》；在人文學院演講《閱讀「老三經」》（《山海經》、《道德經》和《六祖壇經》）；在廈大漳州分校又講了一場。他僅僅在廈門大學就作了五場演講。他去泉州探望他舅舅。泉州黎明大學、泉州師範大學、華僑大學的華文學院三所大學，聽說劉再復到了泉州，便透過各種關係邀請他去作學術演講，在泉州他就講了三場。然後，他去四川看小女兒，被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請去講了一場，四川社會科學院也邀請他講了一場，這樣前後就講了十二場。

接著，劉再復從成都飛往韓國首爾，受韓國大山集團邀請，參加四個文化大型活動。大山集團資助的文化討論會五年舉辦一次，這一高端文化活動邀請了世界頗有聲望的作家和詩人與會，這次的主題是「多元社會自我與他者」，劉再復作了一場演講。檀國大學聘請劉再復和高行健擔任碩座教授，劉再復作了演講《「現代化」刺激下的慾望瘋狂病——莫言<酒國>、閻連科<受活>、余華<兄弟>等三部小說的批判指向》。而後是國際討論會，他演講的主題是《多元社會中的「群」「己」權利界限》。在高行健戲劇集出版的活動上，他又做了高行健對戲劇的開創性貢獻的演講，就這樣在韓國共講了四場。在上海，他在上海圖書館演講《<紅樓夢>的哲學閱讀》，在華東師範大學演講《<紅樓夢>與西方哲學》，在上海譯文出版社的活動上又講了一場。

劉再復除了演講旋風，另有一股出版旋風。這兩年，劉再復在內地出版了近三十本作品，北京三聯書店出了八本，中信出版社出了八本，福建出了八本，人民大學和人民日報出版社也推出多本。採訪時，他拿出香港天地圖書公司辛卯版《告別革命》，此書一九九五年出版，歷經十六年世事滄桑和新舊世紀交替，諸版全部售罄，如今推出第六版。劉再復特意翻到新版序，指著一段文字，讀道：「革命，這是辛亥革命的主題，也是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主題。李澤厚先生和我討論這一主題並通過《告別革命》一書表達一種期待：期待二十一世紀的時代內容應當有一次歷史性的『主題轉換』，中華民族的生活重心應從革命轉換為改革，從暴力轉換為維新，從戰爭轉換為建設，從『你死我活』轉換為『你活我亦活』……時代的基調、時代的主旋律如果能從『階級鬥爭』轉向『階級調和』，那將是中國人民的巨大幸運。」（實習生白路參與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