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最后的尊严被碾得粉碎

文/麦静（中山大学）

二十二年前，当诗人海子躺在山海关的铁路上时，他也许不曾想过，从那一年开始，这个国家的尊严将被一点点碾得粉碎。先是坦克，然后是卡车，是小轿车，最终是高速动车，死去的人们和他们的尊严，身体残破不全，被委弃在地，践踏成一个真真假假的数字，最终沉入漫长的遗忘与沉默当中。

每次想到陆海天、朱平、陈碧、施李虹这些名字时，总忍不住热泪盈眶，我本以为我对发生在这个国度的灾难已经见得足够的多，已经变得足够的漠然。然而当每一次读到这些名字，以及背后的故事，我总会觉得这些都是真真切切的人，而不是一个毫无感情的死亡数字，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剧，如同发生在我身上一样真切。他们本来都不过是最平常的人，一个对这个国家满怀希望的大学生，一个近乡情怯的年轻人，一个满心憧憬的准妈妈，一个嗔怪小女儿的幸福妈妈，他们，如你如我一样，不过想在这个国家里生活得平常、卑微，享有一点并不为过的幸福。

然而，他们永远不能了。他们不明不白地死去，没有人为他们的死承担责任，甚至，他们连体面的死亡都不能享有，也许是在炙热的车厢里等候永远不会再来的救援时缓慢地死去，也许是在死去以后被无情的起重机掘得面目全非。他们死去了，然而在这个神奇的国度，他们将再死去一次：这一次死去的是死者的尊严。

而那些活下来的人呢？人生对于小炜伊而言还不过是条刚刚开头的路，然而已经可以预见到其后漫长的痛苦。这是一个奇迹：两岁半的小女孩在“没有发现生命体征”的车厢里存活多时，而那节载着她的父母以及百十亡魂的车厢，连同其中可能对亲人而言弥足珍贵的遗物，却被掩埋土下，上空是轰隆隆重新飞驰的死亡列车。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只是我不知道，永失父母的小炜伊如何能在这片充满奇迹的国土上建立对生活的信心。

媒体大肆报道第一宗达成协议的赔偿：50万。也许对于那群住在香格里拉大酒店里来视察的官老爷们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在舆论压力压出来的天文数字。但这对死难者和他们的亲属而言，又能算什么呢？我相信，你把250万塞到杨峰的手里，他宁可把每一张纸币都扔回到这些官老爷的脸上，只要他的5个亲人能够回来。更可笑的是，早签协议还有额外奖励，看清楚铁道部的态度了吗：草民不过蝼蚁命，可买可卖，早点从了官府，老爷我还可法外开恩，再施舍给你们一点银票。

记得曾在一本书中读过：要永远记住，每一个死亡的数字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有多大，而是要去想，这些数字是由一个人的死亡，加一个人的死亡，再加一个人的死亡……而叠加组成的。死去的并不是一个“1”的数字，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背后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然而，在这次的悲剧过后，我们甚至连死者是哪些人，事故中曾发生过什么，究竟死了多少个人，都一无所知。一如汶川。这个国家一如既往地是一个奇迹的国度：地震中倒塌的是学校，死去的是孩子，出事的是普通的动车，死去的是平民，而政府大楼高耸不倒稳如磐石，领导永无事故安居乐业，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永垂不朽，寿与天齐。

至于死者的尊严，你信不信他们永远没有想过这是什么？反正我是信了。因为当权者他们相信，非自然的死亡永远不会落到他们的头上。对于他们而言，只有非自然的不死亡：比方说，用着呼吸机和最好的药物苟延残喘多几年，占去大部分的医疗经费。

这几日网上流行一条微博，概括来说差不多就是“三省吾身”，大意是说别骂铁道部或者官方了，我们应该反思自己，伸张正义不畏强势，传道授业蜡炬成灰，侠义心肠济贫扶弱，端正价值观助人为乐，不指望政府，我们靠自己。我不禁感叹，中国人民该是有多“善良”，才能在最后的尊严都被碾得粉碎以后，还自欺欺人地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正是因为这种“善良”，这个国家的当权者才能在犯下一次又一次的罪恶之后，还能高枕无忧地骑在人民的头上，并且不思改良，亦不求进取。正是因为这种“我们怎样，国家就怎样”的论调，我们的国家还是一如既往的坏，我们的尊严还是一如既往地被践踏成尘碾作泥。而事实是，如常遠所言，“莫再说“我们怎样，这个国家就怎样”，现实情况是，政府怎样，国民就怎样。机器怎样转，螺丝钉就朝那个方向，政府腐败，国民就很难不遵从潜规则，政府说谎，国民说真话就会有危险。”

《布兰诗歌》里的第一首，《O fortuna》，我很喜欢，当中有一句是“我不惧怕命运的巨轮”。如今的中国人，我想没有谁还会惧怕命运，毕竟，我们生活在一片充满奇迹的国土上：“小时候，奇迹是一个柔软的奶瓶，三聚氰氨在里面，良心在外面；长大后，奇迹是一座燃烧的礼堂，孩子在里面，领导在外面；再后来，奇迹是一辆着火的大巴，人在里面，救生锤在外面；到现在，奇迹是一节血迹斑驳的车厢，你在里面，铲车在外面。”然而，权力的巨轮，我们惧怕吗？我们以沉默应对。

那么，当我们最后的尊严也被权力的巨轮碾得粉碎以后，我们将以何应对，中国将以何应对？也许只有时间将说出答案。

(采编：安镜轩 责编：黄理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