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现阶段中国改革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2011-08-12）
| 早报导读 |
邱震海
观海听风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从高层到媒体似乎都对“消极腐败”现象保持高度警觉。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日前发表评论称：“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期，急需给权力套上制约的笼头；行政管理与市场经济的磨合调试，潜伏着寻租的隐患。……腐败文化存在，必定驱使‘能力’走向歧途，让‘精英辈出’、‘能力非凡’在错误轨道上产生更大危害。”
这一评论显然看出了中共腐败现象的外在因素及其对党员干部的腐蚀作用，但仍未能明确点出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就腐败的根本原因而言，显然存在见仁见智的现象，有论者直指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有论者称今天的中国为“权贵资本主义”。但笔者则仍倾向于将今天中国的乱象，归结为“非典型市场经济”体制。用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的问题，将有助于人们摆脱情绪和政治立场的纷扰，沉下心来直面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深层逻辑。
转型期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政府干预功能
所谓“非典型市场经济”，正如笔者在之前的评论中所指出，其关键在于无法完成政府和市场的分离，同时无法建立独立的法治。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市场，也不仅仅是经济，而是需要一套“市场、政府和法治”三位一体而又互相分离的关系。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当中国已经遇到一系列瓶颈之后，恐怕是到了人们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这一点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也必然带来另一组“国家、社会和个人”的三位一体的关系的深刻变化。这在中国的工业、经济和社会形态转型（亦即笔者归纳的中国三大转型）中，尤其是在社会形态的转型中可以看得尤其清楚。
问题是：市场经济下政府与市场之间究竟应该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不但困扰今天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且也是西方经济和政治学人经常讨论的问题；只不过，今天的中国由于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人们的认识显得尤其混乱而已。
几年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当美国等自由经济国家强调政府干预的时候，不但中国媒体欢呼“中国经济和政治模式行之有效”，而且就连美国媒体自己也感叹“美国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在西方国家，从亚当·斯密斯强调自由经济的“看不见的手”以及政府作为“守夜人”的无为而治的角色之后，政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的干预功能，给罗斯福新政以极大的理论支持。二战后，德国实施社会市场经济，强调政府“可能时尽量少干预，必要时尽量多干预”。两者本质上都是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干预功能，但还是有些许差别：凯恩斯主义从个体经济活动的非理性和“动物精神”出发，强调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财政开支以弥补民间需求的不足，这样即便不能避免衰退，也可减少“动物精神”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而社会市场经济则虽强调政府的监管功能，但却要求政府尊重市场的主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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