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下午4时，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600475.SH，下称“华光股份”）总经理贺旭亮从家中跳楼身亡，年仅49岁。
这是A股上市公司高管人群中发生的又一起悲剧，距离淄博万昌科技（002581.SZ）董事长高庆昌之死仅一个多月时间：5月3日凌晨，高庆昌从家中跳楼身亡，享年68岁。
高庆昌死于万昌科技成功上市后的第三天。6月20日，淄博市张店区金融办主任齐济增突然去世，据称是死于“肺癌”。万昌科技是张店区金融办的辖内企业，二者的死因有无关联，外界说法不一。
近一段时间以来，财经圈内的自杀事件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5月20日，珠光集团浙江钢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卢立强投湖自杀；4月23日，包头市惠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金利斌自焚……
“民营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成为自杀和猝死的高危人群。”北京师范大学职业心理专家张西超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究其原因，往往与背后太多的利益纷争和职业压力有关。
死因皆成谜
关于贺旭亮的死因，至今仍无权威定论。而之前的高庆昌、齐济增、金利斌的死也有颇多疑点。这些人死后，上市公司公告，政府部门或警方对死因进行说明，但“抑郁自杀”、“躲债自杀”、“因病暴亡”之类的说法引起一些业内人士的质疑。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贺旭亮亲友处了解到，在从楼上跳下之前，贺旭亮给亲友们打了几个电话，算是告别，包括给他的父母。这一切表明，他跳楼时鼓足了勇气。
多数人认为贺旭亮的死与“工作上的压力”有关：作为职业经理人，工作努力，业绩突出，但很多时候却身不由己。“除了工作上的，没有别的原因（导致他自杀）。”贺旭亮的一位堂兄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贺旭亮作为总经理直接分管的工作包括市场营销和财务。“华光的产品很畅销，贺总这人抗压能力又比较强，不会轻易想不开。”在华光股份，一位员工表示。
但从公开的数据来看，华光股份的财务状况并不乐观。
华光股份2010年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净额2.7亿元，相比2009年的2.9亿元减少了2000万元。原因包括“报告期内采购材料及支付加工费的增加，以及人工成本的增加”等。这些因素在2011年进一步加剧，第一季度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29亿元，相比去年同期的-2632万元，再度趋紧。
同时，销售费用也明显增加，2011年第一季度为1514万元，相比上年同期的743万元翻了一番。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受到紧缩政策的影响，华光股份今年向银行贷款时也不像往年那么顺当。一季度筹措到借款1.1亿元，而去年同期为3.5亿元。为解决资金困境，今年4月，华光股份子公司纷纷向国联集团申请借款，总额达8.05亿元。
这种情形对于贺旭亮来说是不小的压力，但若说他是因此而走上绝路，却没有多少人愿意相信。“大不了辞职不干。”贺旭亮的堂兄说。
关于贺旭亮的直接死因，当地流传两种说法，一种是，“今年国联有一些新的任务指标下达，高管的压力比较大”；另一种是，“可能发生的资产注入将导致高层人士变动”。两种说法来自不愿具名的国联旗下某子公司高管，但未获华光董秘魏利岩认同。
相较于贺旭亮，万昌科技董事长高庆昌的死因则是更深的谜团。在公司上市第三天、人生中最得意的时刻选择死亡，令人费解。在高庆昌死亡的背后有着多种利益纠葛，如所谓的股权代持，这一点在高庆昌生前就曾被提及。在上市之前，艾群策等关联人多次向监管部门举报万昌科技掏空关联公司资产。因此，有不少人都认为高庆昌的死远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关于高庆昌“被自杀”的怀疑也逐渐增多。
不久前，媒体还在为包头市惠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金利斌到底是“真死”还是假死而争论不休。金利斌曾欠下巨债，但并无确凿的证据表明，其在生意场上巨亏至不死不足以了事。
都是抑郁症？
死者因何而死，最知情的莫过于其家人。奇怪的是，高庆昌的家人和贺旭亮的家人面对媒体的追问前后表述矛盾，最后都陷入缄默。而这种缄默，隐约让人感到其遭受到某种压力。
高庆昌死后，当地官方说法称其“生前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但这种说法被其家人否认。但很快，高庆昌家人的态度大转弯，开始接受“抑郁”之说。贺旭亮死后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华光股份董秘魏利岩提到“贺总有可能因为抑郁而自杀”。但这种说法遭到贺家众多亲友的反对。贺旭亮一位生前好友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贺旭亮喜爱运动，死前几天还在和朋友一起打球、游泳，不像有抑郁症。”
贺旭亮的妻子在面对最早赶到贺家的媒体记者时说：“抑郁症？这不可能，他没有抑郁症！”而对于后来赶到的记者，她却表示“（关于贺旭亮自杀的原因）他们不让说”。“他们”是谁？贺夫人没有解释。
据了解，贺旭亮死后，贺家在与公司方面就“赔偿”问题进行谈判。董秘魏利岩7月15日在电话中证实：“赔偿事宜正在与家属协商。”
“赔偿”一词在字典中的意思是，因自己的行动使他人或集体受到损失而给予补偿。贺家以及董秘均使用该词不知是否均属口误？
贺夫人证实贺旭亮死于自杀，而华光股份7月8日发布的公告中的用词有些微妙：“总经理贺旭亮先生于7月6日下午不慎坠落身亡。”
华光股份的前身无锡锅炉厂，原属无锡市机械局（无锡市机械资产经营公司）。上市后不久，2003年8月，在无锡市政府的主导下，华光股份的母公司水星集团整体被无偿划归市国资委下属的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并将水星集团更名为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华光股份目前的股权结构是，国联发展集团持有其母公司国联环保能源集团95%股权，后者再持有华光股份44.55%股权。
这就使得国联发展集团在华光股份有极大的影响力。公司董事会成员的组成中，除了贺旭亮和独立董事，董事长和其余董事均来自国联发展集团。公司高管中只有贺旭亮和原董事长华金荣是华光股份的原班人马。在2003年上市之前，贺旭亮一直与华金荣搭班。母公司划归国联发展集团之后，华金荣于2004年退出，董事长一职由国联发展派出的万冠清接替。
所以在公司里有一种说法：“贺旭亮的地位其实很孤立，来自国联体系的管理人员不听他的，他能做的只有拼命拉订单。相比之下，国联过来的那些人不太善于打市场。”
另一股力量
新近发生的一系列高管自杀案的真相或许最终都是不了了之。而回顾死者生前牵涉的利益链条，可发现他们往往集某种纷争于一身。
剖开万昌上市历程，发现其过去十年身影多番变幻，经历了三轮冲刺，背后闪现了两大利益体。
首次冲刺上市是在1999年，主体是万昌股份（山东万昌股份有限公司），“不惜牺牲一代人的利益”打通上市环节，终获证监会审批通过。而为上市付出的高昂成本——如变卖资产打通“关节”，引起公司内部不满，职工举报引发调查，导致上市流产。
万昌股份早期的股权特征为当地镇政府集体所有制加职工股权，首次上市时集体股权（35.19%）已经转让给1999年注册成立的淄博万昌实业有限公司（万昌实业，现万昌集团）。
2002年再度冲刺上市时，因山东华冠股份有限公司（华冠股份）吸收合并万昌股份，上市主体变成了华冠股份。华冠股份是以民间投资人士艾群策所代表的投资力量。近来不断向媒体揭开万昌和华冠之间历史纠葛的人正是艾群策。
华冠股份上市进程初期进展顺利，但就在到上交所敲钟前夜被突然叫停。原因是身为副董事长的高庆昌向证监会举报华冠股份“财务造假”。
高庆昌的举报行为令人匪夷所思。而若追溯2011年成功上市的万昌科技（山东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万昌发展（淄博万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源头，就可以找到缘由。
根据万昌股份的招股说明书，其前身万昌发展成立于2000年1月，“自成立以来，发行人一直致力于丙烯腈装置废气氢氰酸的综合利用和深加工，主营原甲酸三甲酯、原甲酸三乙酯等农药、医药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这一描述显示了其与万昌股份、华冠股份的关联——主营产品相同。
一份印刷于1997年的画册显示，万昌股份的主导产品包括原甲酸三甲酯、原甲酸三乙酯。这份画册由股东公司万昌实业和子公司万昌股份联合印制。
这表明，在华冠股份吸收合并万昌股份，谋求二度冲刺上市的同时，高庆昌已经在另立炉灶。资料显示，2000年成立的万昌发展和1999年成立的万昌实业的股权均由高庆昌父子主导——持有万昌发展1000万元注册资金的90.2%和万昌实业6000万元注册资金的52%。这些出资从何而来？这被艾群策称为争夺万昌的“另一股力量”。
这股力量是谁？根据艾群策的解释，高庆昌所持股份大部分是代“这股力量”持有。万昌科技的外资股东阿联酋绿色尼罗也被认为承担这项功能。这家外资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实为中国籍。
高庆昌死后，其所持股份以及董事长职务由其儿媳继承。艾群策断言，部分股权未来将通过抵押等方式变现。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一个月后死亡的淄博张店区金融办主任齐济增与万昌科技之间的关系。“齐济增手里握有万昌科技的公章，死的当天曾与我通电话告知公章已交出。”艾群策说。
畸形的企业“婴儿潮”
上海矽亚投资公司常务副总裁张兰丁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自杀现象密集出现说明至少我们的局部出了问题，公司上市时未被有效过滤，上市后又未得到有效的帮助和监督。”
发生类似现象的企业大多是过去10年间（2000年以来）成长起来的。过去十年间内地新成长起来的企业数量以千万计，就像是汹涌的“婴儿潮”。其中一些幸运儿成为上市公司，但并不一定具备核心竞争力。
一位长期从事资本运作的人士指出，很多企业从成立，到运作项目，再到上市圈钱，过程就像是催肥或者吸毒，蕴含了很多不健康的因素。而企业自身缺乏自我净化的能力，一旦“毒品”断供，必然出现问题。这或许就是现象背后的逻辑。
“这只是个开始，贺旭亮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上市公司高管自杀的现象还会持续，虽然我们希望这是结束。”张兰丁说。
曾因披露万昌科技内幕而受到关注的青岛资本界人士艾群策表示：“财富的罪恶源于制度的缺陷。现行的上市审批制度容易出现权力寻租甚至设租，必然给资本市场掺入不均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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