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２００６年年底，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被新政府送上绞架。记者采访某国际政治研究所董姓中东专家，问萨达姆为什么会这么快被处死？董专家分析的原因之一，是“布什即将在２００７年１月底发表年度国情咨文，萨达姆的死显然会成为布什国情咨文浓墨重彩的一章，也许还会为声望惨跌的布什加分不少”。老农我读了不由大笑，如获至宝，赶紧存档。待到听过国情咨文，咱要牵过专家当木瓜，猪草篮底压笑话。
待到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３日，布什真的发表了国情咨文。他如何谈论萨达姆之死？
信不信由你，咨文里，萨达姆连名字都没提。
这位专家其实在中东各国工作过，资历很深。只是如今全球化时代，以美国影响之大，在中东卷入之深，你要谈论中东问题，必须对美国有些基本了解。美国是个铺有新教底色的国家，她的总统，怎会公然将带有政治报复意味的萨达姆死刑当作“浓墨重彩”？如果专家这样以为，那你只能闹笑话了。
印裔作家萨尔曼·拉什迪２００５年出版的小说《小丑沙利玛》（Shalimar the Clown）里，一位美国资深外交官告诫女儿——他没有儿子，因此将独生女儿当儿子培养，经常与女儿谈政治——千万不要对下了台的国家元首搞政治报复：
When the man of power agrees to grant your demands, however, you must not cut off his head. Be sure you don’t! The decapitation of rulers is an extreme measure, hardly ever required, never recommended. It sets a bad precedent.
从字面意义上讲，拉什迪写的是不要砍脑袋。不过外交官是从神话故事里引出这一结论，所以老农理解为应该举一反三的概括性说法——胜利之后，宽恕你的敌人，哪怕他确实不是东西。拉什迪是印度人，说这话的小说人物是美国人，老农不知道这说法该算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不过，不管东方西方，这都是一条很重要的政治智慧。毕竟，对独餐者来说，失去权力已经是最大惩罚，没有必要多折腾，引发政治风波。
伊拉克旁边，就有一个这条智慧的大反例。伊朗１９７９年宗教革命之后，激进学生要把当时在美国治病的巴列维国王抓回来审判定罪。他们占领美国大使馆，将美国人扣起来，要跟美国政府交换国王，闹出一场持续了４４４天的“人质危机”。这种无视国际法的行为，导致伊朗在国际上被孤立。于是萨达姆有了胆量，进攻人口和土地都大大超过伊拉克的伊朗。五十万伊朗人死于延续八年的两伊战争。
而巴列维国王，在学生占领美国使馆八个月之后，因癌症死在开罗。
为一个垂死的老人多死五十万人，这就是伊朗激进学生的政治“智慧”。
结果伊朗人还是要靠美国人来报仇。而萨达姆上绞架之前，不但高呼“打倒美国”，他还高呼“打倒波斯”（影射伊拉克什叶派）。大概他也明白，有了伊朗人质事件的教训，美国不太可能为了留他一命而开罪什叶派——他们占人口多数，而且像同教派的当年伊朗激进学生一样，充满复仇情绪。
因是之故，这里要鄙视法国男人一次（不是鄙视法国人，而是鄙视法国男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是共和国已是不信教的法国男人战场上打不赢，就违反欧洲历来王朝战争的传统，浑忘了基督教“宽恕敌人”的古训，要对德国人搞什么“战犯审判”，说德国兵在占领区对法国女人怎么怎么的。那次算是被战后的德国新政府搪塞过去了。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来这一套。在西欧搞也罢了，搬到别的地方，政治文化不同，如何搞得像样，如何搞出理想结局？
巴尔干也算是欧洲一部份。对南斯拉夫前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战争罪行审判，请来作证的阿尔巴尼亚老农，见到法庭“居然”允许米氏侃侃而谈（他自己作辩护律师），气到心脏病发作，抬出去急救。拖了五年多，宣判前夕，米氏因病死亡，案子不了了之。东南亚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杀害全国人口四分之一的罪行已过去三十多年，由于国际法官和本地法官的合议庭议不到一块儿，审判至今断断续续。最新的例子是利比亚。安理会今年２月２７日全票通过１９７０号决议，制裁利比亚，并要求国际刑事法庭调查利比亚政府针对本国人民的战争罪行。接着，国际刑警组织对穆阿迈尔·卡扎菲及其儿子发出了全球通缉令。６月２７日，国际刑事法院正式签发针对穆阿迈尔·卡扎菲的逮捕令。这样一来，卡扎菲及其家族大概也只能顽抗到底了。
比利比亚更新的最新例子是埃及。本星期三（８月３日），前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被新政府审判。按埃及的法庭惯例，还专门为穆巴拉克和两个儿子及其他同案犯（题头图中穿白衣者）造了个铁笼子。《纽约时报》当天一篇报道说：
Even the very prospect of Mr. Mubarak’s trial seemed to mark a new moment in the Arab world. It is perhaps comparable to the capture, trial and execution of Saddam Hussein, though he was overthrown by an American invasion based on a pretext that proved false.
现在回过头来看２００３年的美国入侵伊拉克，当战争不可避免时——这场伊拉克战争本身，就是双方严重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现——最好的出路，其实就是美国开战前的最后通牒：限萨达姆在４８小时内离开伊拉克。就像巴列维国王的流亡，其实对宗教革命后的伊朗最有利——根本就不要接这个如何处理前统治者的烫手山芋。穆巴拉克也是脾气太倔，称自己是“埃及的儿子”，非要留在埃及。另一方面，以他八十三岁的高龄，又有心脏病，埃及民众和新政府其实可以用很多理由放穆巴拉克一码。
当然，三十年的高压统治，近九百人在十八天持续试威中的死亡，也使太多的埃及人，希望看到穆巴拉克身受法律的惩罚。
倒还是我们的辛亥革命，优待退位的皇室，甚至允许他们仍然住在故宫里面。今年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老农觉得，这是第一值得纪念的。这之后，我们就只见到红菜党的革命暴力了。
穆巴拉克，还有那个萨达姆，其实早该逃到红朝来，这是他们的最好出路。红朝块头够大，抗得住西方国家要求“审判战犯”的压力。那个被国际刑事法庭通缉的苏丹总统奥马尔·哈桑·巴希尔，不是一个月前刚刚访问过红朝吗？他在６月２９日会见红朝领道人时，还亲切地称之为“朋友和兄弟”。穆巴拉克和萨达姆在红朝，就算不像在位时那样可以会见领道人，至少也能帮助研究所里的专家，就中东问题给专家们一些指导。就算穆巴拉克、萨达姆之流没有多少远见卓识，指导出来的专家“分析”，也不会比现在更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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