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多数人必须经历的教育过程大致被划分为三个阶段，依照教育场所的外在特征，其一是家庭，其二是学校，其三是社会——这第三个场所，我很难想到更合适的名称：在职教育？继续教育？工作单位？更恰当的划分，可依照教育的内在特征：其一，模仿（也称为“横向学习”），其二，自修（也称为“独立探索”），其三，灌输（也称为“纵向学习”）。不论如何，今天，教育是每一个人必经的过程，最短的义务教育，也要在16岁才结束。

人生最初的16年，最初的3年学习语言（统计而言，男性比女性晚1年多，大约3岁可学会“说话”）；其后的5年是“小学”——洒扫进退待人接物；再后的5年是学习各类知识的时期，至15岁，可发愿“志于学”，追索终身，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我认为可以这样描述我遇到的教育困境：一方面，我们生活在“文化－政治－经济”三重转型时期之内，核心价值观无从确立，社会失范，传统瓦解。另一方面，关于初生婴儿注意力的研究表明，生物个体首先注意的是与它息息相关的那些问题并由此学会适应环境。这些问题，依照它们对个体的重要性，首先是生命自身的维持问题，其次是生命与环境的关系问题，第三是由这两类问题派生的问题。伴随着个体生命求解这些问题的过程，依上列顺序，个体的社会认知——语言、道德、待人接物、权利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等——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因社会失范与传统瓦解，这些普遍可见的行为特征意味着人们的行为不再如稳态社会那样具有较高的可预期性。换句话说，个体的社会认知，有远比在稳态社会里更高的成本。

当个体必须支付很高的社会认知成本时——注意，它只能通过社会认知而与环境保持足够稳定的关系，否则它就难以获取资源，在这一意义上，不论如何昂贵，它必须支付社会认知的成本——理性的行为方式是将短期内难以支付的成本，分摊为长期（许多短期的接续）可支付的。这样，在稳态社会里通常由“家庭”承担的教育职能，在转型期社会里往往被转嫁给“学校”。又如果学校教育因此而变得昂贵，则理性选择的结果是将稳态社会里由“家庭”和“学校”承担的教育职能相当程度地转嫁给更晚期的人生阶段，也就是转嫁给“社会”。于是，当教育失败了两代人或三代人的时候，我们周围越来越多地出现了缺乏教养的成年人和老年人。

我努力推动和直接参与的这项教育实验，主旨是“培养有灵魂的专家”（回应韦伯的批评“专家没有灵魂”）。在这样的教育过程中，我们必须在“跨学科教育”极富创造性的教学活动之外，主动地弥补学生“家庭教养”的不足。于是，我们必须从大学管理机构获得足够充裕的资源以便支付上述双重教育职能的成本。在稳态社会里，这一成本必须在学生家长、大学财政和政府财政之间分摊，但现在则必须由大学财政单独承担（否则我们将难以招收到合格的学生）。这是因为，中国教育管理无所不包的庞大官僚体制，随着资源浪费的迅速积累，确实令人惊讶地出现了许多（缓解浪费的）裂隙，允许我们与大学管理者达成“双赢”的合作——我们的合作可以更廉价地实现合作各方的目标，只要大学管理者帮助我们不断寻找和利用体制的裂隙。

也可以这样表述，跨学科教育实验之所以能够存在而且顺利发展，是因为它最初只能发生在官僚化的教育管理体制比较容易出现裂隙的那些地方。换句话说，跨学科教育不可能在诸如清华和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即官僚化教育管理体制的统治中心）生存和顺利发展。

基于悠久“科举制”历史的应试教育，与我们迅速官僚化的教育管理体制，二者结合，正危险地培养出数百万乃至数千万缺乏基本教养的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没有人可以被责怪，因为我们全体都知道是教育体制出了问题，虽然，是我们全体造就了这样的体制。

与此同时，我们的跨学科教育也开始变得危险起来。因为，或许主要因为以往的教育失败得过于惨重，学生们越来越喜爱并且越来越信任我们的跨学科教育。可是，我们步履维艰，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因材施教”的“材”是否适合于这样的教育。于是，我开始有各色各样的梦——首先是关于失败的梦，其次是关于未来的梦，混杂其间的，是与跨学科教育密切相关的那些人物有关的梦。

这些五彩斑斓的梦，就是我的教育和我所体验的教育的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