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源于产权虚置
（2011-09-01）
| 早报导读 |
● 邓聿文
诚信问题是中国当下一个严肃的社会生态问题。诚信普遍缺失已经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形象。对此，中国政府正在着手治理。但治理首先是要寻找病根。恰恰在这一点上，看法比较分歧。
多数人把中国社会出现的诚信不足归咎于政府，这在知识阶层几乎成了一个共识。比如，最近老牌新闻期刊《瞭望》周刊对社会学家周孝正的专访，后者就持此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还是政务诚信出了问题。周解释说，政务诚信或国家主权信用在诚信体系中起主导作用。这是因为政府既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由此决定了政务诚信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如果政府不讲诚信，企业诚信就难以做到，个人诚信就更无从谈起。
单就政府在社会诚信建设中的作用而言，上述解释大体是不错的。不过，我认为，把社会诚信缺失的原因归之政府，还是没有说到点子上，可以说政府应对社会诚信缺失负很大责任，甚至负首责，但社会诚信缺席的根源，应该不在政府，而在产权的虚置。
产权是信任的载体
产权在此既是实指也是虚指。经济领域的产权、企业产权、财产权等是实指，政治领域的产权则是虚指，是一种借喻。如现代政治强调主权在民，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于它治下的那个群体——人民的授权与同意。换言之，若把国家比作一个公司，人民是公司的股东，而治国者不过是受人民这个股东之托的公司经理。经理作为“打工者”（尽管是高级“打工者”），在公司业务经营中，可以有创新，有发挥，但不能违背股东的意志和利益，否则，他就会被全体股东炒掉。
其实，周在访谈中，借习近平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话，也表达了这层意思，指出中国要最终化解社会诚信危机，要有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政府的执政权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授权，而且只能是用来为人民谋福利的。
此乃因为，产权是信任的载体，无恒产者，无恒心，自然也就不会有诚信。企业不是我的，我凭什么对它负责？因此，只要能赚钱，经营者的利润能最大化，手段是可以不问的。大不了，打一枪，换个地方。也就是说，没有产权，企业经营者不会有动力和耐心去经营品牌，对消费者负责。因为品牌和信誉的积累说到底是为了长期利润，没有产权，辛苦积累的利润全部或大部最终归产权所有人，企业经营者哪有激励去培植信用？
当然，有人会说，有产权也不见得会有诚信。民企有产权，可很多的假冒伪劣产品、有毒有害产品大都出自小作坊和不规范的小企业之手，这又作何解释？
可以这么来看待。首先，任何事都不是绝对的，所谓无产权无诚信，只是就社会的多数现象而言，是对这种现象的一个概括和理论抽象，并不排除无产权有诚信和有产权无诚信这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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