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大陆各行业都存在着潜规则。潜规则是指没有正式规定，而在某些人群中被行为各方普遍遵守的隐含规则， 如演艺界中的潜规则、官场提拔过程中的潜规则、消费行业中的潜规则等等。那么这个典故是否也揭示了目前中国大陆道德崩溃、无官不贪的社会制度和人文环境就是造成连贪官都害怕的“潜规则”的原因呢？
近年来，在中共官场政治斗争中落马的各类大小贪官可谓数不胜数，其贪污腐败的手段花样翻新，从中也折射出中国大陆道德崩溃后的社会环境。
众多贪官在法庭上也呈现了一篇篇“义正词严”、空洞无物、套话连篇、滑稽可笑、如同其在位时假大空的政治报告一样的忏悔录。但在众多的贪官“ 忏悔录”中，都多多少少地透露出一种看似“无奈”的选择。这里仅摘取重庆晚报报导过的两个贪官的例子:
事例一，原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受贿金额超过1589万元，于2008年底被一审判处死缓。他落马后表示“在房地产规划、开发领域中存在的‘潜规则’让我感到害怕”。事例二，先后担任重庆市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重庆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王斌则称：“一些房地产投资商有着一整套相当讲究的行贿手法：先是小额见面试探求助，事成后再加大筹码感谢；无事也保持小额相送，有事求助更方便；你怕收，他安慰你，甚至对天发誓，其实背后将账记得一清二楚；不收钱送物也行，只要你不推辞。方法种种，一般立场不坚定的人是很难抵挡的，我就是一个俘虏。”
此前媒体曾报导说，上文提到的贪官梁晓琦不仅在口头上对房地产领域的潜规则感到害怕，为摆脱这种恐慌，他甚至多次酝酿调离规划局副局长这一“肥缺”：“有人劝我留在规划局，不要脱离为官主战场。实际上，我心里非常惧怕留在那个岗位上。我很清楚按那种搞法早晚会出事。”贪官惧怕房产潜规则，清醒地认识到“按那种搞法早晚会出事”，多次欲调离肥缺。连贪官都害怕的“潜规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潜规则？这里边的水到底有多深？作为局外人很难想象，只能从媒体的报导和平时的观察中“管中窥豹”。另一个贪官王斌的忏悔，则是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梁晓琦的恐惧：一些房地产投资商有着一整套相当讲究的行贿手法，他们已经将行贿程序化、专业化甚至“科学化”了。这种广泛分布的贪官潜规则实际上已经不仅仅限于房地产业，已经形成了一种连贪官都怕的整个社会环境，让置身其中的人很难“独善其身”。有句名言：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
晏子是战国时期齐国的重臣，一向以雄辩的口才、敏捷的思维而闻名。一次，齐王派晏子出使楚国。楚王很不友善，知道晏子将出使楚国，便趁机想羞辱齐国，于是，做好了对付晏子的准备。待饮酒尽兴时，恰好有二小臣绑一人从殿前经过，经过楚王面前，楚王问道：“绑住的人怎么了？所犯何罪？”臣子答道：“是齐国人，所犯是盗窃之罪。”楚王看着晏子，说道：“难道齐人生性喜欢偷窃的吗？”晏子离席而起，回答楚王：“晏婴听说，橘子生在淮南为橘，其味甜美，若生长在淮北就变成枳，酸小涩苦，其叶虽似，但果实味道却不相同。为何会如此呢？实是水土不同的缘故啊。如今人民生活在齐国不偷窃，来到楚国却偷窃，这难道是楚国的水土使他发生了变化吗？”2000多年前的这个历史典故在突出了晏子雄辩的口才和敏捷的思维之外，还揭示了一个道理，即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对人的行为和植物特性的影响，其实这才是楚王无言以对的真正原因，而不仅仅是晏子的口才。
同理，尽管上述贪官都有上好的口才，往往“义正词严”，但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南橘北枳，水土易也。贪官尽管让人深恶痛绝，造就了贪官的潜规则更令人痛恨，但更进一步地讲造成这种潜规则的社会制度，才是最应该被唾弃的。
贪官潜规则，有其社会基础。风靡中国大陆的一出电视连续剧《蜗居》让观众们，尤其女性观众对剧中的大贪官、市长秘书、包养情人的男主角宋思明几乎处于痴迷的程度，可以用好评如潮来评价，却似乎完全忘记了他是一个人人应该痛恨的、包养情人的大贪官。宋思明呼风唤雨、手眼通天，无所不能，却只为心爱的女人；他出身贫寒然而通过个人奋斗走上高位的成功男人；他聪明睿智，洞悉世事，他做事谨慎低调，深沉冷静，运筹帷幄，作为市长秘书的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学识广博，语出经典，令人顿生敬意和崇拜之情；他重感情，有担当，遇事从容淡定不逃避，无论对情人还是对妻儿都负责到底，在深知大难临头、自身不保时，他毅然为情人海藻留下了500万的生活费，后来又向他的美国朋友马克托付海藻和他们的孩子。虽然没有了爱情，但是对他的结发妻子，也并不是冷血冷心，在他的岳父病危时，他毫不犹豫、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自己作为一家之长的责任，安慰惊慌流泪的妻子……。 尽管这只是一个电视连续剧，但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说明它反映了社会的现实，也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符合了大众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大多数观众认为，像宋思明这样的贪官是可以得到认可的，尽管是个贪官，但当贪官也是一种无奈。
在大众心目中，宋思明应该属于大智大勇的“好”贪官。显然，这一是非判断标准完全不符合正常社会的价值观。只不过，在民主国家里，对于政府官员更是近于苛刻地要求最完美的道德形象。像宋思明这样的贪官如果处于一个正常的社会制度下，远离产生贪官潜规则的社会环境，也应该能够轻松地步入成功的社会名流之列，但在中国只落得个惨死的下场。
被称之为美国有史以来最缺乏文采的前美国总统布什曾向中国网民发表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讲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把统治者关进笼子”是二百多年前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伟大创举，并且早已成为世界主流社会公认的定理。这个笼子就是这种具有监督机制的民主社会制度，就是具有监督职能的全体国民。反观中国大陆，传统文化破坏殆尽，黄、赌、毒遍地泛滥，已经彻底丧失了做人的道德底线，民主监督根本无从谈起。那些具有权利的人，不仅没有被“关进笼子”，反而把它们供起来，强迫媒体天天为其歌功颂德。同时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似乎也已经习惯于这种极其不正常的社会。在这样一个不正常社会环境下，各种潜规则必然畅行无阻；甚至直接明目张胆、为所欲为，根本就不去费劲搞什么潜规则了。
不久前，在莫斯科结束的有关前苏联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哈罗夫思想的讨论会上，与会者认为，要想使一个社会避免变成“高压锅”，建立民主自由体制，尊重人权和打击贪污腐败可以给人们“出气”的机会，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最好手段。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之一的马佐维耶茨基曾是共产党垮台后的波兰第一任总理。他说，建立民主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公民社会可以让人们更好地释放自己的能量。他认为，民主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可创造机会使更多的人变成公民而不是臣民。民主体制同样能创造机会让人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并让民众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从而可使社会更加稳定。
但马佐维耶茨基强调，在专制体制下，统治阶层都极力避免让人变成公民。马佐维耶茨基说：“各种不同的极权专制制度总是想尽各种办法让人处在被统治之下，让人继续当他们的臣民。” 马佐维耶茨基也承认，波兰的社会转型犯过许多错误，这包括低估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过于乐观地认为转型过程将很轻松容易。
有人拿俄罗斯举例说，共产党垮台和社会转型造成民众生活贫困，这使很多俄国人对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失望。但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前国际象棋大师卡斯珀罗夫认为，恰恰由于俄罗斯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才造成苏联解体后许多人生活水平下降。卡斯珀罗夫说：“人们的失望同当时建立的那种国家机制有关，因为人们都很敌视那种国家机制。许多人都认为那种国家机制就是民主体制，这是一个严重的判断错误。俄罗斯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正常和全面运转的，许多人想象中的那种真正的民主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有人还提到，对贪污腐败不满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萨哈罗夫当年倡导个人自由，建立公民社会，从而可达到监督政府的目的。
有发言者指出，打击贪污腐败甚至成为梅德韦杰夫总统的主要施政纲领，但俄罗斯的贪污腐败却日益严重。主要原因是普京加强中央集权限制了个人自由，造成公民社会不发达，这种自上而下的打击贪污腐败的方式很难收到效果，只能造成人们失望和不满情绪的积累。
美国可使用国土面积比中国大，但搞民主，没乱；日本人口密度比中国高，搞民主，也没乱；俄罗斯民族比中国多，1991开始走民主道路，没乱；埃及历史比中国长，已把独裁者赶下了台，全世界为之喝彩……。而常听人说：中国这么大，不好管，搞民主会乱。我想说：你愿意做奴才是你的事，别把我也带上。
中国目前动用所有资源维稳，但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经验表明，建立民主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尊重人权才是维稳的最好手段。
没有选票，不要去相信任何口号；没有监督，不要去相信任何承诺。
没有问责，不要去相信任何宣传；没有人权，不要去相信任何为民。
没有民权，不要去相信任何官员；没有自由，不要去相信任何政权。
没有民富，不要去相信任何强大；没有民智，不要去相信任何崛起；
最重要的是，没有民主，不要去相信任何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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