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 张从兴：从两次选举看未来政制发展

张从兴：从两次选举看未来政制发展

（2011-09-04）

● 张从兴

摸象窺豹

　　从5月大选和8月总统选举的结果看，选民传递了一个再也明确不过的信息：新加坡人的民主政治意识已经提高，更多人选择以参政的方式来表达不同于执政党的政治理念，更多选民选择支持与执政党持不同政治理念的国会与总统候选人，要求监督与制衡政府的声音更加响亮，整个社会呈现出了基于政治多元化的社会分化趋势。

　　在实行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或地区，不管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内阁制，不同政党拥有各自的支持者，不足为奇。事实上，政治多元化本来就是民主政体的应有之义，新加坡作为民主国家，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走到这一步，才是符合逻辑的。

　　话虽如此，但新加坡的情况有点特殊。虽然从1959年自治以来，新加坡的宪政制度就为政治多元化奠定了基础，但是自从新加坡在1963年9月21日举行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的首次州议会选举中，人民行动党获全胜后，行动党在独立前的州议会到建国后的国会里一党独大，长期蝉联执政的地位就从来没有改变过，即使是在今年5月的所谓“分水岭大选”中，行动党也只不过是丢掉了87个国会议席中的6个，得票率降至60.14%而已，丝毫没有动摇到行动党议员在国会里通过各项法案的立法权，更没有影响到行动党内阁的行政权。

　　问题是，这个对其他实行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或地区的执政党都算是优异的成绩，对行动党却未必是福音。总统选举成绩出炉后，选民对执政党表达的不满更是明显——明眼人都看得出是行动党所支持的候选人陈庆炎博士，尽管胜选，得票率却只有35.20%。甚至有论者指出，陈庆炎总统本人固然是以微差赢得了选举，但对行动党来说，这恐怕是一场高达64.80%反对票的不信任公投。

　　距离下次大选还有五年。在这五年里，行动党政府应会做出最大的努力，通过各项政策调整来试图挽回民心。但是，在今年两次选举中酝酿成形的反执政党力量，或至少不是亲执政党的政治势力，也会在今后五年内积极发展。在国际经济形势日益严峻，二次衰退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下，行动党政府能否在下次大选前夕，营造出高经济增长、高就业率、低通胀率等有利选情的良好政治氛围，现在还很难说。假如行动党到时无法逆转形势，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行动党失去更多国会议席，但仍然保住执政地位；二、在野党赢得多数国会议席，行动党变成在野党，新加坡一夕变天。

　　在现有宪制下，负责管理国家的内阁是由国会产生，即总理、部长等内阁阁员都必须是经由选民选出的国会议员。而现代新加坡的治国任务异常复杂，要有效治理国家就必须拥有一支精英团队。这样的人才本来就不多，要同时具备治国所需的专业能力和善于和选民打交道的政治能力，更是凤毛麟角。假定下次大选出现上面的第一种情况，即行动党继续执政，但可能丢掉多两三个或三四个集选区，那就意味着内阁将会失去至少五六个部长，这显然会影响到继续执政后的行动党政府的有效治国；如果出现一夕变天的第二种情况，从来没有执政经验的在野党团队，在赢得国会选举获得组阁权后，能否有效治国，绝对是个大问号。

　　万一出现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利于新加坡的长治久安的。有鉴于此，继续沿用承袭自英国的西敏寺议会内阁制度，对未来的新加坡政治发展，到底是利是弊，恐怕也有检讨的必要。　　现代社会是个分工日趋细致的专业化社会，人们对不同行业领域的专业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政治领域也是如此。换言之，选民对议员作为民意代表的专业要求会越来越高，他们更加希望看到的是更能为选民服务，更能做好选区工作，更有人情味和同情心，更能为选民利益仗义执言的国会议员。这样的代议人才，能否同时也是个具有专业能力的治国人才，恐怕是个问题。反过来说，一个优秀的治国人才，完全有可能因为忙于政务或其他因素，无法有效履行其民意代表职责，而为选民所唾弃。从这个角度看，继续沿用西敏寺制度，可能会把不少善于治国的专业人才排除在执政团队的行列之外。

　　这个问题，也许可能通过把代议人才和治国人才分属两个不同权力机构来解决。换言之，我国也许应该实行类似于美国那样的制度，即国会是纯粹的民意机构，拥有立法权；而拥有行政权的内阁阁员，则不必经由选举产生，而是从各行各业中择优择贤加以委任，但必须接受国会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