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北京市公安局宣布李双江15岁的儿子被收容教养一年，我的第一感觉是有点过了。根据刑法规定，收容教养是针对涉嫌犯罪但未满16周岁的人采取的强制措施。从现实生活中看，类似行为通常不会收容教养，何况双方已经和解。回首整个事件，公众异常愤怒，公安机关也异常地从重从快处理，这背后有什么特殊背景？
特殊背景就是随着微博的兴起2011年中国公民社会掀起了一场打“二狗子”运动，表现为网民进攻李刚、红十字会、故宫、慈善总会、李双江等，体制内边缘的腐败分子或者招摇跋扈者一旦被揪出来几乎是见光就死。
这场运动的背景如下：
第一，公权力退潮停步。改革开放三十年，基本是公权力不断退出的三十年。文革中国专制权力无处不在，改革开放，权力首先退出私生活，结婚不再念语录，自己可以控制开关的收音机替代了官方小广播；其次退出大部分经济领域，市场经济推动了活力和繁荣；再次，退出一部分思想领域和社会领域，不得不放松社会管制，多元思潮兴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公权力基本是有计划退出，于己于国于社会都有利，但之后，继续后退会损害特权者自身利益，于是改革出现停滞。但在世界潮流和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强权又没有能力重新占领退出的区域，而公民社会还很弱小，于是强权体制和公民社会双方进入相持阶段，双方都整编自己的团队，特权方表现为垄断国企做大和在公检法强化党的领导，公民社会表现为民间社团悄悄兴起。
僵持中互有进退，2003年之后，公民社会时有进攻，但基本上停留在“自卫反击”模式，比如孙志刚之死，公民社会借机吃掉对方一个孤军深入的恶法，以后的维权运动基本是此模式。直到2011年，新技术发展给公民社会提供了新式武器。
第二，公民社会的成长。以公共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为主体的网民团队随着技术进步迅速成长。未来中国的变革主力不会是农民，不会是产业工人，而是市民。变革动力来自社会不公带来的社会张力。感知社会不公需要知识和视野，农民缺乏这些因而是一个比较知足的群体，市民阶层近距离感知到特群腐败，网络给他们带来关于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知识，因此虽然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生活更好了，但能够感知到贫富差距拉大，因而更加不满。随着经济发展，这种特权腐败引发的社会张力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因为强权体制本身已经无力扭转“维稳体制”的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打破了多数人依赖单位生存的模式，手机和互联网技术把“人以群分”，各种社会团体因兴趣而生，关注公益和社会进步的团体也如此，人们在虚拟空间里找到理念分享和相互支持的力量，然后这种力量回馈到现实社会。
第三，打不到贪官。贪官防护很好，很难直接攻击。他们可以左右公检法，编织了复杂的关系网，除非很高层出于树立反腐形象和政治斗争的需要选择性清除一些腐败分子，平时受贿几乎没有多大风险。而行贿者也大都是有钱人，权贵联盟紧密，公民社会找不到突破口。他们还可以利用权力或者贿赂的方式封锁网络，和多党竞争、司法独立媒体独立的印度不同，印度公民能够掀起反腐败运动，而中国的公民反腐几乎寸步难行，建立几个反腐败网站很快被和谐了，越是高层官员防护越严密。
于是，公民社会把目光盯住了体制内边缘的“二狗子”。所谓“二狗子”，不是权力核心层，形式上看是属于公民社会，比如红十字会、乳制品工业协会等，形式上不是官方的，而是民间的，但实际上，他们是代表官方控制民间的，就像抗日战争时期负责维持治安的“伪军”。当人民开始反抗的时候，打不着日军，打你的伪军还是可以的。
李刚作为一个基层公安局副局长，率先被揪出来了。然后是红十字会，这个打着慈善旗号的贪腐群体与民众最贴近，好找证据，突然被揪出来痛打，开战的原因几乎可以忽略，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90后居然引爆了它，这是迟早的事。然后是故宫、慈善总会，然后是李双江。李双江被攻击不是因为他最特权，而是他是唱歌的，是体制内边缘人，受保护较少，所以被拎出来了。这些战斗中，他们的主人几乎都是自顾不暇，只好弃卒保帅，宁负家丁，不负民心，这是聪明的选择。
这些看起来不相关的公共事件，背后有一个统一的逻辑——愤怒的网民在新技术的武装下发起进攻，首先拿“二狗子”们开刀了。可以想象，接下来这场人民战争将继续，各种行业协会、垄断国企等“二狗子”将被一一攻击，而且公民社会几乎是所向披靡。很不幸，在这场胜负早已注定的人民战争中，李双江之子成了牺牲品。
2011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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