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克坚 | 民主化的基础力量

2011年3月10日凌晨3时许，浙江温州乐清寨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选举揭晓，前民选村主任钱云会的堂弟钱云孟以1788票高票当选为新一届村委会主任。据在场的《法制日报》记者记录，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关注中国社会演变的人，都应该想象和感受一下这个热烈掌声背后所蕴含的意味和其所代表的社会力量。

在一个转型社会中，公共热点事件变化频繁。但是作为2010年最重要的舆论风暴之一，钱云会惨死一案无疑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网民的共同记忆。遗憾而不意外的是，这个惨案中，官方并没有通过严谨无暇的法律程序向公众提供一个让人信服的结论，而网民通过网络围观和现场调查寻求真相的努力也因为官方刻意的阻挠而停滞。但是通过这个事件，公共机构的权威和统治合法性不断销蚀，民间力量不断结构化，这两种不同方向不同逻辑的力量都是未来社会演变的重要因素。

在这个事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需要我们去还原和追叙。那就是在数年以前，当钱云会被选为寨桥村村委会主任的时候，他肯定同样得到了村民的热烈鼓掌庆贺，他的当选寄托着那些普通村民的期待，希望能通过对他的信任投票，去领导他们维权，对抗日益骄横的地方政府和国企对村民权利的强取豪夺。

为了对得起村民的期待，为了不辱没村主任这个不起眼的职位的尊严，钱云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多次遭受牢狱之灾，最后直接或者间接地导致了他惨死于车轮之下。寨桥村村民们是这些悲剧的见证人和直接利益攸关者，他们明白一个小小的村长职位对他们的意义，他们明白他们手中的选票的价值。虽然在一个庞大的压制性体制面前，他们的权利是脆弱的，但是他们没有放弃，钱云孟的当选，就是表达对钱云会的认同和哀悼，表达他们坚强不屈的抗争意愿。

让我们引述《法制日报》记者的更多描述来说明当时弥漫在现场的那种力量：

选举场合设置了两个投票点，投票点上挂着：“公平竞争，依法选举”的标语，每个投票点边上设有3个验票发票处。台上，设了10个秘密写票点和5个投票箱。“确实有人打过招呼，叫我选谁选谁。”老王笑呵呵地说，“他说他的，我选我的。一个村的，都知根知底，选谁不选谁我自己脑袋会想的。” ……“还是太阳底下的选举好。……”唱票人每喊一声，计票人在黑板上候选人姓名后划上一笔。虽然已是深夜，围观的村民们却毫无睡意，在兴奋地议论，大声发表着自己的见解。

这个最基层的微观政治舞台所折射出的人性力量，可以让那些“民主素质论”者闭嘴了。没错，由于长期体制性的压迫，构成中国人口50%以上的农民，他们大多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其经济社会条件依旧处在社会底层。“素质论”者不去反省这些现象背后的体制因素，反而最喜欢传说那种古怪的论调：比如说中国农民缺乏民主意识，不在乎民主权利，农民用不好他们的政治权利……，因此民主化并不是当务之急，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等。

不夸张地说，压死钱云会的正是这种畸形的、无视农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发展观。没有政治权利的保障，经济发展日益成为特殊利益群体对普通民众利益的掠夺，而正是因为不接受这种掠夺，承载着村民期待的钱云会才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基层选举与民主的目标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但是农民们有权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选举村长的权利，虽然十分卑微，却依旧是他们对抗庞大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机制，凌晨三点时爆发的掌声就是他们意愿的最好表达。

那些“民主素质论”者其实完全忽视了中国农村社会生态的巨大变化。从198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来，农村基层选举实践拉开，虽然刚一开始的时候，普通民众反应淡漠，各种不规范的选举行为大行其道；但是随着多轮选举实践下来，民众的权利意识被唤醒，政治参与热情被激发，表面上看来民主素质最低，文化和社会地位都比较低下的中国广大农村人口，却有着更多的选举实践，逐渐明白了选票的价值，认同了政治竞争的必要性，在具体的选举实践中，丰富了民主的知识。因此，继续信口胡说农民不需要民主，或者不配享有民主权利，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的污蔑。

毫无疑问，民主化过程是社会各个阶层共同的政治参与所形成的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通过制度安排逐渐固化的一个过程。因此，民主化不仅需要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也需要城市中产阶级和体制内精英的不断汇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千万不要被素质论所误导，比如认为中国的农民因为文化教育和经济因素，而无法参与民主化运动。事实上也许正好相反，多年实践下来，使得农村的基层选举日益成熟，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构成了威权型体制强大的压力，广大的农民已经成为中国民主化的基础性力量。人们需要做的是，社会各个阶层加强互动，拓展政治参与的通道，逐步累积民主实践，培育公民社会，拓展公共空间，让专制体制不得不节节溃退，最终促使民主化在中国生根、开花，结出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