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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19世纪被称之为“帝国的年代”，20世纪则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意识形态的年代”。在这个世纪的最后10年，共产主义集团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土崩瓦解。政治学家福山以“历史的终结”来盖棺时，亨廷顿如同先知一般又提出“文明的冲突”。刚刚进入一个新千年的新世纪，911就如“约”而至，正可谓一语成谶。
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战士成功劫持3架美国波音飞机，撞塌世界资本主义象征物——纽约最高摩天大厦世贸中心;这场工业时代的“行为艺术”使3200多商业精英丧生，损失达数万亿美元。此次事件如此严重，以至于美国几乎将其与珍珠港被袭相提并论。以“9•11”为节点，世界历史刚刚迈出意识形态阴影下的冷战，又跨入文明冲突的恐怖主义时代。
911那天晚上9点多钟，我下楼买啤酒，在小店的电视里看见一架飞机撞入世贸大厦，就随口问老板：“什么电影?”老板面无表情地说：“不是电影。”我赶紧跑回家打开电视，守着凤凰卫视连续看了24小时……
尽管美国四分之一的民众怀疑政府公开的911真相，甚至认为是美军导弹炸毁了世贸大厦，而不是被本·拉登战士劫持的波音飞机，但无疑911揭开了后冷战世界进入恐怖主义时代的序幕，意识形态之争在恐怖主义背景下几乎冰消雪融。恐怖主义使战争进入到一种没有敌人的、不对称的超限战时代。越是强大的对手往往越是脆弱，越是弱小的对手往往越是危险。
恐怖主义是弱者对强者的战争，首先它是一场战争。恐怖战争拉平了弱者与强者的等级，如同癌细胞与人的身体，如同蚂蚁与大象，恐怖成为一种最有力的武器，这种危险胜过武器本身。
911悲剧在当时曾经引发了愚民教育下的中国青年广泛的欢呼，从这种现象上我们可以看出恐怖主义的世界基础。值得一提的是，911事件半年后，2002年那个不幸的春天，中国接连发生数起严重空难，数百人遇难。中国民间同样是一片幸灾乐祸的声音——只是因为人们认为“坐飞机的不是贪官污吏就是为富不仁的暴发户”。
如果说美国是一个建立在共同信念下的世界国家的话，那么中国则是一个被唯一一个社团用暴力和权力统治的封闭政治体。开放外向的美国更多地面临着来自传统文明和其他不同文明的杯葛和挑战，封闭内向的中国则主要承受着内部的压力和冲击。因为去公民化和去竞争化，再加上信息极度不自由，透明度极低，缺乏普遍信仰与共识的中国社会基本处于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暴力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手段，法律与道德几乎已经失去应有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强者以暴力掠夺，弱者以暴力抗争;强者以暴力伤害弱者，弱者以暴力伤害更弱者。一个中国逻辑的“和谐”社会下，已经不再有是非之分，而只有强弱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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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都在关注震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美国911”之时，或者我们更应当低头反思“中国911”，虽然它没有改变世界，甚至没有改变中国，但它却是中国人不幸的当下，甚至是预示着一种不祥的未来。在人们做出应有的改变和努力之前，这种事件将以不断重复的方式为人们带来更多悲剧，从而成为这个时代标志性的印记。
2004年9月11日，美国人正在纪念911事件3周年。这一天，41岁的杨国柱携带汽油和水果刀，闯入苏州市小剑桥幼儿园。20分钟之内有28名儿童被砍伤烧伤。
因为右腿微瘸家境贫困，杨国柱虽然在苏州辛苦打工，但一直未能成家。2002年，政府催逼约4万元的统筹款提留款，并威胁要拆他家的房子。杨柱国的父母吓得双双自杀。杨国柱随后不间断地上访，但无人过问。在这个陌生而又冷漠的城市，这个本分内向、爱小孩子的老实人只能把怨气积压在心底，直到最后崩溃。可以说杨国柱是郑民生的前传而已。虽然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难以避免崩溃的杀人狂出现，但我们似乎应当避免杨国柱郑民生们的批量生产。
在杨国柱的“911事件”一年之后，2005年9月11日，31岁的河南农民工艾绪强劫持出租车冲进王府井步行街，制造了3死6伤的又一起“中国911”。 熊培云曾经写了《艾氏911》，来分析这个中国911悲剧的原因。
艾绪强来自河南农村，离婚后到北京一建筑工地开铲车为生。来北京打工5年，但经常拿不到工钱。“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要报复，我选择了与王府井同归于尽!”艾绪强在法庭上慷慨激昂。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开车撞人?
艾绪强：因为我要报复社会，报复富人。我觉得现在10个城里人有9个都是黑心的。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选择王府井步行街?
艾绪强：因为我觉得王府井是中国最繁华的中心，是富人聚集的地方。
公诉人：你想致富吗?
艾绪强：(沉默)想。
公诉人：你有致富技能吗?
艾绪强：没有。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选择与王府井同归于尽。
公诉人：你怎么认定来王府井的都是富人?你有特定要报复的人吗?
艾绪强：没有。在我的认识里王府井是富人旅游、散步、购物的地方。
公诉人：那你认为被你杀害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富人吗?
艾绪强：对此我表示遗憾，我要报复的不是他。我就是想把他砸晕，可是他反抗，他咬我，我就用本来想自己自杀用的刀把他扎死了。
在附带民事原告人提出150多万元的赔偿要求时，艾绪强再次向受害人表示歉意：“我确实没有能力赔偿，我希望国家能给他们补偿。”“我只想法官判我死刑，立即执行。”这是艾绪强在法庭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法官问艾绪强有什么遗言，他一句话也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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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马克思巴尔扎克时代，知识分子不断地警告，工业化时代的发展模式的原动力来自于攀比和竞争，或者说，就是激活并放大人性中的贪婪与嫉妒，摧毁人类的智慧、平静和幸福。因此，即使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也不能产生普遍的幸福感。这个时代只有两种人，穷人和富人，穷人就是失败的不幸的人，富人就是成功的幸福的人。这种模式的衡量指标是GDP，而不是民众的真实感受。“带血的”GDP越是增加，大多数底层民众的挫折感、疏离感和不安全感越是严重，使压抑、焦虑和被抛弃感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疾病。
启蒙时代的先知卢梭在《人类的不平等起源》中指出，财产是人类产生不平等的根源。而在一个没有规则的年代，“不明来源”财产的原罪猜测使这种不平等变成一种割裂和敌视，撕裂着一个上升中的国家。中国911以一个人的恐怖主义来证明我们这个社会是“有罪”的。一个“有罪”的社会，需要它的所有社会成员“买单”，没有谁可以幸免，甚至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是无辜的。这一点是与美国911最大的不同。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据他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基尼系数衡量着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差距。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人们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中国的基尼系数从30年前的0.28“发展”到1994年，就翻过了“警戒水位”，达到了0.434，然后以每年0.1%速度递增，如今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越0.55而走向崩溃。即使官方的最保守估计，仍然达到可怕的0.47。
早在2009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就指出，中国基尼系数早在2006年就已达到0.49。中国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和几乎所有不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讳莫如深的特权群体隐性福利的大量存在，中国实际收入差距比0.55要高得多。中国的基尼系数不仅处于中国有史以来的历史最高点，而且也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目前这种阶层之间的分崩离析仍在继续加速，基尼系数仍在上升，这是中国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显著信号，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随着中国贫富差距的持续加大，社会阶层固化的严峻现实使穷会成为穷的原因，使富会成为富。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令人窒息的“生殖器决定一切”的社会。无论穷人或者富人，都已经失去了奋斗的意义。如同一滩绝望的死水，社会竞争依靠的是一个人的权力，而不是他的聪明才智，这足以令大多数穷人彻底放弃对未来的任何幻想，因为他早已彻底丧失了一切机会。面对不可撼动的权力，唯一仅存的显示自己存在的只有微不足道的暴力。令人忧虑的是未来一代青年，他们本来是中国的未来，但在这个金钱暴力所制造的物欲时代，全球性经济危机、弱肉强食的贫富差距、冷酷的拜金主义、“身份世袭”的社会结构板结化等等，使无数“80后”、“90后”不仅面临着生存危机，也面临前精神危机。道德、善良、勤奋、才华等美好的东西在功利扭曲的现实面前脆弱不堪。当崇尚权术的《厚黑学》和暴力至上的《狼图腾》流行于中国大学校园时，足以提醒人们，普遍的失落感和挫败感所造成的迷茫和迷失，正在揭幕一个灰暗时代的悲剧。
长久以来，中国就以“苦力”闻名世界，即使今天依然如此。每小时人均工资第一名是德国，大概是30美金，第二名美国，大概是22美金。泰国接近2美金，中国才0.8美金一小时，位列全世界最后一名。虽然中国工资水平在全世界垫底，但中国工作时间却是排第一名的，每年高达2200个小时，美国只有1610小时，荷兰最低只有1389小时，日本稍高是1758小时，巴西、阿根廷分别是1841小时和190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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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良心事业，希望工程实施20年来，累计募集资金仅56.7亿元，而一介黑领就动辄贪污公共资金数十亿上百亿，这使发动全社会捐款的希望工程变得十分可笑。比如，刘志军时代的中国铁道部系统在海外吃回扣、贪污腐败工程款、由铁道系统倒买倒卖火车票总数额高达600亿人民币，其中和刘志军家族有关的有120亿。与刘志军“共产共妻”的国家院士、号称“中国高铁第一人”的铁道部运输局局长、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为自己在美国的妻女存了28亿美元，如果换成100元的人民币，足可以绕地球两圈。
如果以年收入不足786元的计，全国有1479万“绝对贫穷”人口;如果以年收入不超过1067元计，中国有4300万“相对贫困”人口;这是中国官方制定的中国贫穷标准。如果按国际标准，温家宝承认，中国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温家宝：《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2010年9月23日在纽约联合国第6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讲话)，超过总人口的10%;根据联合国的标准，联合国规定每天收入在1.25美元以下的人属于赤贫的人口;联合国的标准贫困人口，是一天收入2美元以下。中国大陆在2010年12月份公布一个民政部的数据，说是要提高中国的贫困标准线，即每人年收入1千1百80元。也就说，中国大陆的贫困线是1个月不到1百人民币，十几美元。中国大陆为什么不按联合国赤贫标准划定贫困线?结果在中国政府发言人的解释中：按照中国式贫困(即每人年收入1千1百80元)，大陆就只有4千万了。但是，如果大陆贫困线提高到年收入1千5百元人民币，贫困人口就是8千万。一旦提高到每天收入在1.25美元标准线的时候，中国大陆则有2.5亿赤贫人口!如果按照2美元收入计算，全中国有9亿人口是属于联合国规定的贫困人口。
如果按照美国穷人的穷标准“4口之家年收入2.2万美元(合人民币至少15万元)”，中国的穷人恐怕在95%以上。美国以税收为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政府的官僚行政费用只占税收的1-2%，而给民众提供的福利占税收比例的40-50%。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光荣伟大的中国政府正好相反，官僚集团就花掉税收的40-50%，提供社会的福利倒仅占税收比例的8%，而且这些福利也基本成为官吏集团的私享品。据说中国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居世界倒数第一。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支出占比不足15%，这些福利完全成为特权群体的禁脔，几乎不可能落到最需要帮助的底层民众手中。相比之下，美国这一比例达到61%。芮成钢嘲讽履新不久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大使先生，您坐经济舱，是否是在提醒美国欠中国很多钱呢?”中国“三公消费”每年就达到上万亿人民币。
从公开的数据看，2007年，京沪高铁投资预算增至2200亿元;2008年，中央推出40000亿投资计划;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2008年，北京奥运会共耗资3000亿人民币;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2009年，中国对非援助累计760亿人民币;2009年， 中国累计对朝援助达8000亿元;2009年，累计购买美国国债达到8100亿美元，累计购买外债达到到2万亿美元;2009年，中国“三公消费”每年达到9000亿人民币;2009年，上海更换5000块路牌就花费2亿，平均每块路牌4万元;2009年，中国信贷总额近100000亿人民币;中国为争夺国际发言权，改善国家形象，2009年拨出450亿元人民币用于对外宣传，洗脑终于洗到了国外。2010年，上海世博会共耗资4000亿人民币;2010年，沪杭磁悬浮耗资350亿……2010年，西南五省大旱6千万人受灾，中央拨款1.6亿，并号召捐款;2010年，江西特大暴雨22万人受灾，赣州紧急拨款60万人民币……中国人口占世界的30%，而卫生投入仅占世界的2%，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1600亿，中国目前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
传统的经济学家们常说，穷富差距是发展不平衡的“正常代价”。中国的灾难在于这些代价并非因为市场的经济原因，而是因为人为的坏制度。比如久为诟病的高考歧视问题，直接触犯了宪法，但却在既得利益者的权力支持下，以极其不正义不光彩的阴暗方式存在。在安徽，15079名考生才能有一个考上北大;而在北京，每287个学生中就有一个人能考上北大;并不是北京学生智力多高，而仅仅是他父母是北京人的缘故。仅从这一点来说，北京人的精子比安徽人的精子所获得的公共教育资源要高出50多倍。持续的社会资源畸形分配，使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被压制在社会底层的中国农民已经彻底丧失了社会上升的正义管道。在官方大张旗鼓的中非希望工程如火如荼全面展开的同时，北京当局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扫荡封杀了几十所民工子弟学校。社会道义与政治正义在中国已经沦为一种耸人听闻的危险词语，这不能不令每个心智正常的好人感到悲愤。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曾经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机会，当时只要有胆识不怕苦，下海当个体户的、搞承包的、考大学的、出国留学的，以及后来炒股票的、炒楼的、弄创业板的，很多人都依靠自己的才智改变了自身的命运。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关系，不需要权力资源，有胆子有智力去做就行。时过境迁，现在的社会氛围下，一个人生存越来越需要家庭和权力资源，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人，改变自己的命运越来越难。而在城管暴力、房地产暴利和税收苛政之下，私营经济的前景越来越黯淡，更谈不上创新的发展机会。
随着官方从政治垄断向经济垄断的发展，中国财富结构逐渐与权力结构重合，财富排行榜越来越像权力排行榜，社会阶层就是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同心圆，离生产越远，越有钱，离权力越近越有钱，离权力最远的底层民众，就像螺旋转动一样，都被抛出局外，成为被抛弃的人类废品。他们甚至被权力任意地剥夺仅有生存的土地、栖身的房屋、谋生的工具等。2006年8月11日，卖烤肠的崔英杰被城管李志强抢去谋生的三轮车。崔英杰苦求无果，怒刺李志强。
官商经济模式之下，任何财富几乎都被肮脏的权力污染，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就成为权力社会人们的普遍心态，远离权力的穷人天然就是正义的代表，而垄断权力和富裕者天然就带着“原罪”，“仇富”实际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人类良心体现。仇富的本质是人类对不公和掠夺的天然抗议;在这种原罪下，那些得到财富的富人也惶惶不可终日，每年大量的富人遭到灭门屠杀却得不到人们同情。这种贫富割裂实际已经成为道德切割，大多数富人之所以纷纷携款逃离中国，既是一种对危险的本能反应，也预示着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彻底绝望。在一个理性文明的社会，财富并不意味着罪恶，比如人们不会憎恶乔布斯的“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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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的良心雨果在《悲惨世界》中，为人类描述了贫穷、革命、法律和仁爱的艰难关系。因为偷了一块面包救儿子而坐牢十九年的假释犯冉阿冉在偷盗神父的银器时，被神父对他的仁爱和尊重所感化，最后他成为一个厚道义气的绅士，热心地帮助无数穷人。面对善良的“罪犯”冉阿冉，沙威警长在法律和良心的冲突中崩溃，毅然跳河自杀。
亚当•斯密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两条狗不懂得谈判和交换，而只会撕咬和争夺，胜了就拥有骨头，输了就失去一切;而人是理性动物，人的高明之处是进行谈判与合作，然后通过契约消除暴力，因此人类与狗最大的不同就是“文明”。在中国传统中，似乎理性与契约精神比较缺失，一直没有超越动物最原始的暴力阶段。但中国传统并不缺乏正义要求，“杀富济贫”就是“替天行道”。对中国人来说，正义与暴力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所有的正义都要用暴力了索取，这就是吴思说的“血酬定律”。“成者王侯败者寇”，在中国普遍的价值观中，正义与不正义之间的界限往往很容易模糊，甚至没有是非对错，只有暴力的胜负。
中国历史从来都是“杀富济贫”的暴力革命史，从未建立起一个避免暴力的公平制度。中国历代统治者就像一条吞噬自己尾巴的蛇一样，在不择手段地敛聚中玉石俱焚，财富与罪恶均化为乌有。这种轮回和循环几乎成为一个中国人无法摆脱的诅咒，一代代在这个怪圈中挣扎，穷人辛辛苦苦地积累，富人焚琴烹鹤地挥霍，最后在一场暴力和报应中归零。中国历史就这样周期性的进行道德清算和良心重建，穷人重新成为富人，富人重新成为穷人，一切都为了扬眉吐气的“翻身”。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说：“暴力一旦自认为服务于历史的真理和绝对的真理，它就会成为更加惨无人道的东西。”
200多年前，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里论述美国宪法时这样说：
人类的财产能力为财产权利的源泉;这种能力的悬殊实是人类趋向利益一致的一种不可超越的阻碍。保护这些能力是政府的首要目的。由于保护各种不平等的获得财产的能力，马上产生了程度不同和种类各别的财产所有;……社会遂分裂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党派……造成派别的最一般的经久的原因就是财产分配的差异与不均。拥有财产的人们与没有财产的人们总是形成了社会上的对立的利益集团。调和这些不同的错综的利益成为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并且渗透了参加必要的和寻常的政治活动的党派的精神。
正如平等自古就是人类的理想，不平等也自古就是人类的现实。人类的平等期盼更多地是对机会平等的诉求，或者说是对公平竞争的天然要求。即使同样的贫富差距，中国与美国的最大不同是机会不平等和调节失灵。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的暴富并没有使别人更穷，但对很多中国公司、中国黑领和中国商人来说，他们的富裕完全建立在他人的贫穷之上。相比之下，中国社会更充满风险。在近30年全球化经济体系下，垄断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黑领群体已经彻底坐大，成为这个国家的新贵族和霸道主人。中国社会的所有发展机会已经越来越垄断化，而且这种不正义的垄断已经越来越制度化和法律化;也就是说，以国家暴力来维持少数人的不正义特权，打压大多数的正义竞争诉求。福利与慈善的救助调节管道在一次次见不得人的丑闻见证下，已经证明完全失效，被剥夺一切机会和权利的弱者只能自生自灭，国家甚至将其视为一种废品和麻烦。
事实上，西方工业化早期同样出现大量的贫富割裂问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因此出现了可怕的马克思主义和邪恶的法西斯主义;但具有极大修复能力和调节能力的民主政治挽救了人类社会，政治的福利与宗教的慈善弥合了“富裕社会”的裂痕，重建了一个温和文明的公民社会。在法国革命之后，思想家托马斯·希尔·格林发自良心地指出，一个社会不可能永远把穷人排除在公民的身份之外。“没有普选权，便是死路一条”。1836年6月9日，伦敦工人协会发布了《人民宪章》：
我们要求普选权，因为这是我们的权利，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我们的权利，也是因为我们相信它将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自由，给我们的家庭带来幸福。我们相信它将给我们带来面包牛肉和啤酒。
君主立宪的英国在无数次流血事件之后终于给予了工人普选权，用选票化解了一场暴力危机。农业革命导致无数非洲裔农场工人被技术进步所抛弃，美国政府以完善的福利制度拯救了他们，同时将100多万非洲裔公民招募进政府，成为智力要求较低的公务员阶层。在经济理论中，政府从来不会创造财富，而只会挥霍和浪费，公务员也往往更加循规蹈矩和平庸无能，因此权力本身就是发展和效率的反义词。一个权力社会往往也是一个停滞和倒退的社会，甚至是一个反正义社会。人类的文明来自创新与生产，来自对垄断和权力的控制，而不是掠夺与暴力，不是对权力的放纵。
近30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最为迅猛的时期，与之相伴的是城市化过程，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离开乡土进入城市。市民与农民最大的区别在于市民无法自给自足独立生存，他必须依赖社会，因此市民社会必须是一个公民社会。人类自古都是技术进步的速度要远远快于社会进步的速度，因此常常酿成巨大悲剧。中国目前最大的政治误区在于统治思维依然停留在古老的农业时代，将文化的市民当作自给自足自生自灭的农民，以传统的对待农民的野蛮原始方式来展开对现代市民的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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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仅失地农民就达1.27亿左右，接近总人口的10%，而实际失业率应不低于这个数字。在失地又失业的情况下，因为没有保障体系和救助体系，这些穷人必然面临可怕的困境;大量农村出现老人自杀浪潮不得不引起人们警惕，这些给这个国家交了一辈子公粮的农民，在失去劳动力之后就被这个国家和社会抛弃?面对两极分化的不幸局面，中国政府鲜有积极有效的作为，仍然采取了2000年专制传统以强凌弱的暴力镇压模式。早在两年前，中国官方花在“维稳”上的开支就高达5140亿元，与5321亿元的国防军费几乎相仿。这是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而且只是计算了内保费用，还不包括其他各种政府的“维稳”行为。2011年维稳费用的预算为6244亿人民币，比上年增加了21.5%，且超出了中国2011年公开的军费预算6011亿元人民币。
据估计，广州市2007年社会维稳支出高达44亿元，远远超过当年社会保障就业资金的35.2亿元。花纳税人如此多血汗，不用于救助与建设，而是用于镇压和伤害，可见维稳主义在中国官方执政思想中不可思议的诡异位置。在现代政治理念中，“示威权”是正义政府对公民合法“生气权”的承认，但中国政府则禁止你“生气”，你必须保持“和谐”，这叫做“刚性维稳”，也就是公权力对公民杯葛抗议的“零容忍”。
所谓“刚性稳”，就是保护政府权力的排它性和封闭性，杜绝一切质疑与批评;用严厉管治来保持社会绝对秩序，把一切抗议性行为，如游行、罢工、罢市、罢运等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甚至连正常维权诉求和制度范围内的“上访”都遭到毫不留情的迫害;在少数人控制多数人的社会对立模式下，权力与利益当局对“群体性事件”不惜采取一切正常或不正常的手段进行压制和打击;在国家暴力、媒体宣传、法律解释和社会组织完全垄断的完美条件下，政府权力已经彻底模糊了程序性与法治性的政治特点。维稳这种暴力体制化模式继续发展下去，势必有趋于暴力失控的警察军人国家和流氓化社会的危险可能。美国著名思想家艾因•兰德对流氓化社会有过这样的描述:
政府不再是人们权利的保护者，而是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建立一种奴役的体制;不再使人们免受武力的威胁，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对付人民;不再是人们之间关系的协调者和基于社会准则的服务者，而是成为用威吓和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的工具;它不倚仗法律，对社会的支配来源于官僚机构的任意决断……一种奇怪的颠倒：政府可以做任何它想做的事，而公民只能在得到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做。这是人类历史上由野蛮力量控制的最黑暗的时代。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轮回，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官文化常常认为，所谓历史就是轮回，二十四史就是24个轮回。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100年前，中国还在一个伟大的天朝时期，每个人都留着一根象征“政治正确”的辫子，垄断了一切暴力的天朝似乎固若金汤。驻英公使郭嵩焘认为：“船坚炮利之兵事乃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根本。”但他发现中国来的留学生都是学习军事的，而日本留学生则多是学习科学和社会制度，因此对批评“中国寝处积薪，自以为安”。郭嵩焘马上被官吏集团集体斥为“汉奸”而遭到严厉整治。其时，津浦铁路官商督办吕海寰因动用暴力强占农民土地被撤职，摄政王载沣提议由酷吏唐绍仪接任督办。张之洞奏称：“朝廷用人，如不顾舆情，恐怕要激起民变。”载沣说：“有兵在，还怕什么民变。”张之洞愤然道：“国家养兵，岂是用来打老百姓的?”皆不欢而散。张之洞出而咳血，长叹道：“国运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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