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半年，我几乎不再多谈中国经济，因为中国的经济的方方面面多年来已经反复分析过，再谈已了然无趣。比较有意思的是，即使职在管理中国经济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一年多以来，热衷谈的也是政治而不是经济。 温总理不谈经济谈政治的背后 从去年温相在深圳开谈“政治体制改革”，到今年6月27日在英国皇家协会发表“未来中国的走向”演讲，提出“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再到今年9月14日温相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的企业家对话会，不谈经济谈政改，而且具体化为“五点”。尽管一次比一次的内容更具体，却没有为他赢来更多的掌声。因为人们清楚地知道，这一口头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无法安抚被通胀、失业、腐败、泛滥的特权折磨得心力交瘁的中国人。 我却从中读出一个悲哀的信息：中国经济已经无可再谈，这无可再谈是因为无药可救。无论是产业结构转型还是提振内需；无论是引进外资激活内资还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都已经无策可施。有人说，温相是为自己身后名声考虑，故此才大谈特谈政治体制改革。但我想这并非全部，实在是因其在副总理与总理任上长达十几年，药方一剂剂试过，知道已经无药可施。由于中国经济的引擎由政府发动，从总理朱镕基1993年开始宏观调控以来，中国经济说得好听一点，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引导下，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过热—降温——再过热—再降温”；说得难听一点，是经历了一轮又一轮政府“纵火—消防—再纵火—再消防”的循环往复。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方式有如纵火，一旦火成燎原之势，又赶紧调控，于是就出现中国经济界习称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经济病根由政府而生，就经济谈经济又有何用？多谈等于打自己嘴巴。这就是温相不谈经济谈政治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胀为何与中国经济的增长相伴生？ 先概述改革以来的四轮经济过热发生时间及其主要特点。 第一轮是1987—1988年，中国这两年的GDP增长速度分别高达11.6%和11.3%，直接导致1988—1989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上涨了18.8%和18.0%，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第二轮是1992—1996年， 6年间GDP增速各年均超过10%。第三轮是2002—2007年，中国GDP连续6年高速增长，其中5年增速超过10%左右。但排除了上涨极其迅速的房地产等消费品在外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看起来却维持在低位运行。第四轮经济过热（主要是投资过热与房地产过热）则是2009年之后中国政府投入四、五万亿救市所致，即典型的“投资推动型经济过热”，而且主要是政府“过度投资”，而这投资的资金不少来自于银行印钞票，通货膨胀这只老虎终于被放出笼子。 如果要追溯根源，中国今天难以收拾的通货膨胀，以及难以改善的经济结构，就是在第三轮经济过热时埋下的。说起来有几大因素： 第一，因为第三轮经济过热已经与前两轮有很大的不同。前两次经济过热是在“经济短缺”的“卖方市场”背景下发生的，通货膨胀极易表现为短期内快速的物价全面暴涨。而第三轮经济过热则是在市场供给畅旺、大部分消费品形成“买方市场”格局下出现的，表现为 “先结构性上涨、后加速全面上扬”的过程。由此可见，现在中国的通货膨胀现象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结构性。 第二，第一轮经济过热只有高通胀相随，第二轮股市和房市刚冒泡沫就被朱相的宏观调控强压下去了。但第三轮经济过热，财富增长的四大板块就是土地、矿产、金融与股市，中国金融行业与超大型国企都需要上市圈钱，各级地方政府财政在这段时期形成对土地的高度依赖，结果必须是导致股市泡沫与房市泡沫联袂而至，二者互为因果、相互催化，推动物价上涨。为第四轮经济过热的通胀埋下病根。 第三，前两次经济过热的动力源主要是国内因素，而第三轮经济过热的动力源却有诸多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有的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决定，比如此时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度依赖外部资源时期，无论是石油、铁、铝还是其它矿产，只要加进了“中国因素”，就立刻改变世界市场的供求格局，价格飞涨。比如中国外贸的顺差等累积的巨额外汇储备，需要央行发行货币来“购买”，因此埋下了一个重要的通胀因素。至于中国第四轮更是完全来自于中国政府的自我膨胀。比如在世界都无法避免金融危机的冲击之际，各国都在想办法收缩调整，挤泡沫，中国却反其道行之，非但不挤泡沫调结构，还投入巨额资金救市，希图维持“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虚假繁荣，甚至得了头大症，对“中国拯救世界经济”这种说法甘之如饴。 （对第四轮及中国经济现状分析请见后续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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