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 | 钻进红色重庆的艺术楔子

气候骤然变冷，饱受酷暑的重庆人有些不知所措。暴雨，洪水，老天爷仿佛在没完没了地大闹天宫。洪峰刚刚退去，山城一隅——黄桷坪501独立映像艺术空间，一个名为“红处方”的当代艺术展悄然开幕。在冷雨绵绵的季节，这一抹红透出异样的意味。

参展作品确实很红，不论是笼罩在版画家杨宏伟《中国家庭》上的欲望之色，油画家苏新平鲜红的巨手，还是雕塑家马军刻在《资本论》封面上的猩红巨龙，抑或现场艺术家金锋给予站街女烈士般浓烈的艳红……不可遏止的红，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题材更是红得发烫，只要琢磨一下油画家张世英和摄影家赵钢的天安门作品寓意，就会触摸到这个群体的内在律动。革命与人性，红色背景下人的无奈、惶惑及漂移。他们是要呈现这个红色猛进时代人们的骚动与绝望。红色，是革命者的希望之色，也同时是被剥夺者的绝望之色。

对“红处方”这个词，策展人胡赳赳有个谦虚的解释，艺术家无法为社会开药方，但可以做到“自我拯治”。这能折断自己翘起来的矛头吗？

红色，在中国革命语境下，从来都是正性的标记。高举红旗的重庆，对于此种颜色格外敏感。开展当天，有媒体主编专程赶来，向出品人傅文俊先生说明不能报道的理由。他们害怕“红处方”的红，这不是他们所能接受的理念。官方倡导的主旋律，尽管仅存在于其所牢牢控制的媒体语言里，但毫无疑问，其实也已成为生存于这个社会之中的人们必须默认的东西。他并非虚幻，你觉得他不存在，仅仅因为你不觉得他存在，而确实有一批人能感知其强悍的存在。主流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虚幻的东西，早已内化为某些人的价值观。在很多情况下，你不能公然表达对他的厌恶和不屑。现在，“红处方”企图使用暧昧来传达自己的政治意图，当然会遭遇明眼人决绝的抵抗。

有趣的是，艺术品的多义性帮助了策展人。在几家市场化报纸吝惜版面一笔带过的情况下，首席党报《重庆日报》在文体头条，高调报道了此次展览。这家头版高举薄熙来书记最新精神的媒体，将展览纳入红歌大合唱的阵营，给予可爱的阐释。

该报刊出四川女艺术家黄敏和丈夫马军的两幅作品，并给予正面的解释。《中国地图》选了三百个中国人，站在国土上四处张望，表达的或许是一个虚拟共同体的无力感以及荒谬感，报道者引用作者的解释——批判国民性中的看客心态。这就巧妙地化解了对抗，变成对高擎理想大旗重庆的致敬。马军的木刻《资本论》，将中国吉祥图案和图腾置于马克思的名著之上，被统治者奉为圭臬的思想，变成某种图腾，甚或空洞华丽的吉祥符号。两条令人不安的龙拱卫着革命圣经，既可以理解为对教条主义的嘲讽——一个外来主义本土化的标本，也可以是对马克思虔诚的膜拜。批判与礼赞其实很难分别，仅仅在于观看者的立场。艺术家毕竟不是时评家，他们要以丰富的意象获得更有弹性的生存。

可以说，一个被误解的展览更符合各方的利益：策展人可以确保其有较长的生存期；媒体有报道的正当理由。这或许就是开幕式上，策展人胡赳赳不厌其烦向女记者解释作品意思的动力。当十三位艺术家被媒体追问自己作品的意图时，自然是一副尴尬滑稽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