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骁骥 | 贫富差距的背后

　　北京卫视有一档关心“民生”的节目，每期都会请一个“内部矛盾”严重的家庭来到演播室，让一群嘉宾专家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和调解。但几乎每期需要解决的家庭纠纷，不外乎是每月几百块钱的赡养费，五环外半间平房的归属权等等。一家人为了这点利益在节目上六亲不认，甚至于互相谩骂。据说，此节目收视率即使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看来，我们不仅喜欢自我折腾，还喜欢把自己假装的淡定建立在他人的折腾上。
 　　换个角度看，一家人如此斤斤计较于原本就不多的金钱，也足见其贫穷程度。所谓人穷志短，一旦涉及些许利益，亲情、良知、道德皆可抛之脑后，钱是人们唯一的安全感。然而，中国的富人又有多少“志”呢？只怕还比不了穷人。大部分有钱人不是拿名牌把自己武装到牙齿就是满世界忙着办移民，他们害怕两件事情，一是怕没有人知道他们有钱，二是怕过多的人知道他们有钱。说到底，这还是因为穷——精神上贫穷，穷得如此为富不仁，以至于像陈光标那样的慈善行为艺术家，竟然在人们眼中变得越来越像个有理想有追求的温情富翁，越来越大爱中国了。
 　　当一个社会的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都没有什么安全感时，这个社会的公正肯定出了某些问题。为此，最近有人在媒体上呼吁政府，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加重直接税的比重，特别是对富裕阶层应该增税，唯其如此，社会的稳定与公正可得。这种方法对不对我不做评论，我想说的是，即使将来能够找到一种能相对公平地进行财富再分配的税制，也不等于解决了中国贫富差距的问题。换句话说，钱，或许是贫富差距的关键，但不是全部。
 　　中国的贫富差距恶化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早在五年前的一份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就显示，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排名世界前三十名左右，仅次于一些腐败不堪的拉美国家和部落酋长统治的非洲国家，近年的排名仍有上升之势。基尼系数则在2000年就已经越过了0.4的红线并每年呈上升趋势，以至于政府后来已经不再正式公布这一数据。道理很显然，数据，尤其是真实的数据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拿来说事，还是抹去比较省心。但除去数据和事实，剩下的就只有情绪——惴惴不安的情绪。因为在真相被抹去之后，没有人能知道问题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样的方式暴露出来。
 　　但是，收入的差距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而那种全体国民的收入没有任何区别的国家，我想也没有人对它们心向往之。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在19世纪的最后八年里，洛克菲勒从美孚石油公司得到的个人总利润已高达三至四千万美元，平均每年收入也有三五百万美元，而美国普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到1900年也只有438美元，两者约相差万倍。而实际收入远低于平均工资的美国穷人，与洛克菲勒这样的顶级富豪的收入差距只可能更高。结果，顶级富豪的巨富招致了人们的仇恨，但这种仇恨却不仅仅是因为财富本身。加尔布雷斯曾对此评述说：“当富人不仅仅拥有财富，并且拥有权力积极指导联合企业时……财富引发的敌意也就更多了。”
 　　加尔布雷斯的意思是，招致仇恨的，实际上是金钱背后的权力，尤其是垄断权力。因为它意味着财富的所有者紧紧攒住了一切的机会，从而变相剥夺了他人的机会。机会的丧失，是引发仇恨的直接诱因，在这时，贫富的差距才成其为一个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托拉斯企业拥有今天难以想象的权力，值得注意的是，当后来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型企业都成为了大众持股的上市公司后，人们的“仇富”心态也随之降低甚至消失了。加尔布雷斯认为，这是因为职业经理、工会等组织的出现分食了巨大的权力，财富随之与绝对的权力脱离了关系，大众也拥有了“富裕”的机会。但需要作出补充的是，这种消解仇富心态的过程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人们有表达这种不满的权力，并且看得到改变的希望。在这方面，美国20世纪30年代参加罢工的汽车工人和英国19世纪宪章运动的劳工领袖们，都是历史上活生生的教案。改变，从来都不是说出来的，而应该是做出来的。
 　　李光耀前几日在新加坡某圆桌论坛上回答“中国崛起过程中将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时，回答说“我想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李光耀是个明白人，但他没有说明的是，贫富差距在什么情况下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不是财富的不均，而是机会的不均。最可怕的事实是，财富与权力长期的紧密挂钩已经让今天的社会愈加“阶级化”，而最悲哀的是，我们目前几乎看不到拆散它们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