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建立起一种良性循环，一定需要有一方，先伸出手来。相对而言，可能医生更简单。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心术》，我希望它可以为双方打开一扇门，架一座桥，从相互怀疑敌视，到相互换位理解，尽量去信赖这个世界，我们就能增加安全感，幸福感。”
编者按：因《蜗居》当红的作家六六，分别以患者和医生的身份“卧底”上海的大医院半年，试图去揭开中国医患关系恶化的根源。她的结论并不一定正确与深刻，但为观察医患矛盾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与体验——理解医生。而有的观点认为，如果不能建立良性的医疗机制和制度，单靠“理解”并不能真正解决医患冲突。
医生的共性是，如果你只与他们见一两次面，你会发现他们大多冷面，难开笑脸。他们说话谨慎，善用模糊词汇。带着探究黑幕的心理进医院，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从院长到所有的医生，敢于敞开门让我进去看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能写的黑幕，早就被写完了。
我曾在手术室里看见医生一针一针缝脑膜。这是一门几近失传的手艺，费时又费力，大多数人都用人工脑膜贴上完事。我问他你为什么做这样的活啊！他答我：“我练手艺，艺不压身。”后来熟了以后，我才知这位患者来自贫困农村，一块脑膜要八百多元，医生用自己的时间和手艺，替他省了。
打破对医生的成见
2007年对我是很糟糕的一年，母亲被检查出乳腺癌。
术后很久，我和母亲都在讨论这个手术的意义。母亲在手术后活动起来，经常胳膊疼。她甚至一度怀疑这个手术是否真的必要。
而我不仅仅跟母亲讨论，也跟不同的医生讨论。我惊奇地发现，不同的医生对这个手术的必要性有完全不同的见解。一部分人认为乳房对于我母亲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已经失去意义了，而生命高于一切，割除是最安全有效的方法。另一部分医生则认为，这么早期，近乎零的癌细胞，局部清扫一下即可，创伤小，人活着不仅仅是生命，还要注重生命的质量。
给予我不同信息反馈的两派医生，全部都是我的朋友，忠诚可靠，不涉及利益。
于是我知道，排除在床位、红包、回扣等等之外，医生本身之间在同一病例上都有不同的理解。医生是这样一个行业：它不是ISO9000标准管理系统，它全凭主观和经验。即使有先进的科技保驾护航，但在治疗上，依旧以个人判断以及对医学的认知水平为基准。不同的人，标准截然不同。
因此我有理由相信，我们对医生的了解，很肤浅，很片面，大多来源于报纸媒体等的宣扬，我们张口提及的都是医疗事故、掩盖、医药代表、过度医疗等。
2008年夏天，我母亲又被查出有脑瘤。这里我要提到一位医生，他姓孔，是在我母亲第一次动乳腺癌手术的时候结交下的医生。母亲对他几近于迷信，无他，他在母亲这里有权威，且愿意担当起医生的责任，是他替母亲做出决定不要化疗了，因为化疗对极早期癌症来说意义不大，还伤身体。他的一句：“你相信我，出事我负责！”让我们从此坚定地跟他走。
我母亲一次去见他，跟他说自己三叉神经疼，孔医生对母亲端详半天，建议母亲去做个脑部检测，他说：“我怕里面不好。”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母亲大约是几年前起，脑部生长良性肿瘤，现在长大压迫面部神经了。
母亲在上海华山医院接受了第二次手术。
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大名鼎鼎，赵本山的脑溢血就是在那里治好的。我又一次与医生打上交道。医生的共性是，如果你只与他们见一两次面，你会发现他们大多冷面，难开笑脸，“冷漠”是第一印象。他们说话谨慎，善用边缘词汇，诸如大概，可能，也许，百分比。当我开始设计《心术》这本小说的时候，曾经想将这所医院的院长设计为反面典型。他是我的朋友，只有朋友可以说了不被告。带着探究黑幕的心理进院，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从院长到所有的医生，敢于敞开门让我进去看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能写的黑幕，早就被写完了。最差不也就写那些吗？
你该怎样信医生
最终促使我走进医生的世界，从一个病患家属的眼光转为医生的视角，是缘于我偶然病倒住院。人在虚弱的时候，我发现是最悲观失望对一切产生怀疑的时候，我把医生当作精神寄托，也不断质疑他们每句话的潜意思，他们是不是暗示我，我已经病入膏肓了？他们是不是故意把我的病说得很严重，以方便榨取钱财？我在负面情绪中摇摆。
等我转危为安以后，决定走进医生的世界。我被医院同意，以一个医生的身份，走进了医生的世界（注，约半年）。
一天，我和吴教授出台会诊。
我坐在吴教授身后，听某女病人如下对话：“医生啊，我们那边的医生让我过来看看，说我有垂体瘤，麻烦你给看看。”
吴教授：“你没有垂体瘤，CT里没有任何明显指征说明你有垂体瘤。”“可我为啥不怀孕呢？”“这个你要问妇科大夫。”“妇科大夫说了，我不怀孕是因为长了垂体瘤。”
“可我说了，你没有垂体瘤。你相信我还是相信她呢？”“我不是不相信你，可我要是没有垂体瘤，为啥不怀孕呢？”“同志，你到底希望长瘤还是不希望长瘤？”“我不希望。”“那我跟你说了，你没有垂体瘤啊！你去妇科再看看。”
……
那一个下午，吴教授需要这样鸡生蛋蛋生鸡地解释给病人很多遍类似的问题。人对于医生的信任应该怎样才能够建立起来呢？
去年我摔断胳膊，医生告诉我有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保守治疗，让骨头长在胳膊里，缺点是有可能以后阴天下雨疼痛。另一个是开刀治疗，取出碎片，缺点是有可能损伤运动神经。
正常情况下，医生会说：“我告诉你两种后果，你自己决定治疗方法，我不能替你做决断。”
这个医生我信任他，我让他替我决断，他最终让我不开刀保守治疗。我的信任，为我省了一刀的费用和疼痛，且保护了我的运动神经。目前为止没出现下雨疼痛的症状。他因我的信任而担负了责任。这就回到了一个问题上，你该怎样信任一个医生？
信任一个人，就这么困难吗？
医生的委屈
在医院时亲身经历这样一件事。有个孩子，五岁，病毒反复感染角膜，视力迅速下降，一周前还0.8，到眼科的时候就只剩0.1了。那天接待他的医生是小波。小波和他素昧平生，一听说这状况就急了，带着这个小孩楼上楼下地跑，要最快时间做出各种诊断，尽早手术。
我是跟着后面楼上楼下地跑的。做到一个房角测试检查的时候，小波刚推门，有个七十多的老头就拿拐杖撑住门，说，你们医生就是这样腐败的，利用职权，老是插队！那要我们拿号干吗？他一说，群情激愤。小波只好解释说，这个小孩只有五岁，马上就要失明了，要抢时间。
老头说，我们这里哪个不是要失明的？我们为做这个检查，哪个不是排队好几个礼拜的？谁都不能插队。
小波解释说，你能等，小孩不能等。
老头说，谁都不能等！疾病面前人人都一样。
我当时真想煽他耳光。我一气之下一把拉过老头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看不见有什么关系？他才五岁，你七十多的老头跟个小孩计较？”
老头拿拐杖打我，要不是小波拉着我，我肯定就煽过去了。
你们没见到那个孩子，不知道他多可怜。你不拉他的手，他就会顺楼梯滚下去。后来小波跟老人说，你先看，你看完了我们再看。
老头一本正经地说，我就是维护正义的。我不看，我看在这里，大家都看完了我才看。
我的眼泪当场就下来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对小孩子这样投入情感。也许是自己有儿子，不忍心看小孩受罪。
小波说，以前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他为此难受了很久。有个小孩做手术，排队排得一点一点视力弱下去，手术前一天晚上还能数清楚几个灯泡，第二天上了手术台，又撤下来，因为完全没视力了。对小孩而言，时间就是视力。他到现在都在自责，如果当天晚上加班给他做手术……
所以我非常理解他这次为什么如此投入，其实是在弥补过去自己的内疚。
我们总拿放大镜挑剔别人的缺点和过失。
却对善良和恩惠坦然受之。
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恩，就是这样毁坏的。
医院的信、望、爱
我在手术室遇到个我以为要死掉的男人，全部的人都觉得他不行了。
但医护人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关头奇迹发生。这个人在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抢救后，救回来了。连医生都擦着汗说：“他命大！”
所以我希望病患家属，对医生要多些感恩，少些责难，要知道，神明再保佑，医生放弃治疗，管子一拔，啥都没了。
在医院呆的这一段，让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无论你病患家属什么态度，医生护士再委屈，内心里是有杆秤的，不会因为家属的不理解，纠缠，吵闹而放弃一条生命。《圣经》上说，这世界有三样东西对人类是最重要的，FAITH（信），HOPE（望），LOVE（爱）。我认为，我能看到的对这三个字最好的诠释，就是医院。
我曾在手术室里看见医生一针一针缝脑膜，这是一门几近失传的手艺，因为费时又费力，大多数人都用人工脑膜贴上当补丁完事。我问他你为什么做这样的活啊！他答我：“我练手艺，艺不压身。”后来熟了以后，我知这位病患来自福建山区农村，年收入都负担不起这台手术，一块脑膜要八百多元，他用自己的时间和手艺，替他省了。
他做这样的好事，躺在病床上的病人，永远不会知道，新闻媒体也不会报道他的善心。如果恰巧不是我站边上，又多话好问，这样的事就湮灭了。我知他也拿红包，也拿回扣，也推荐最贵的药给富豪，但同时，他和他的同事们，每个月都在为付不起医药费逃跑的人们垫资。
如果我们有非常完善的健保制度，药品公平竞争进入市场，由病患自己选择，医生只有处方权而没有推销权，国家提高医生问诊的待遇和专业技能的待遇，而药物因渠道畅通价格低廉，医保局不是只下拨医院固定的数额，余额让医院自己补齐解决；那么，我们或许就能从医生和病患的直接对抗中走出来，就不会再把原本属于制度的问题，直接推及到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上去。
态度决定医患矛盾？
我在医院碰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医生，一度颠覆了我对医生的全部判断。
他是医院里处理医患纠纷的院长办公室主任，他本人也是一位医生。他跟我说，你写的小说都是浮在表面的：我告诉你一个事实：60％的医患纠纷，责任都在医院。
这句话对我实在是太震撼了！
他说，病人到医院来是干什么的？看病的。谁吃饱饭没事干，到医院来吵一架弄点钱花花？
病人来闹，就是因为医疗不顺利，就是有问题。什么样的问题？我认为是态度问题。有的时候的确是医生的责任心不够，疏漏；有的时候是态度不好，解释不到位；有的时候是给病人的期望值太高，最终没达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医生的问题。
他说，你各个医院走一走，大部分医生可能职业生涯里都会有被投诉的经历，但经常被投诉的，就那么少数几个。我一直认为这就是害群之马，就是这几个人坏了医生队伍的素质。他们没有责任心，没有同情心，没有怜悯心，把病人当机器，把自己当操作员。他们的口头禅就是工厂产品都有2％的次品率，我们医生一天都看一百个病人，怎么不能错两三次？有这个态度放这里，他就不配当医生，这和你待遇高低、公平不公平没有任何关系。你增加了病患的痛苦，你拉长了治疗的过程，你多花了病患的钱，你就是坏人。
他说，我工作一生，门诊一天看病八十个以上，每个患者一到两分钟。我的手术也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没有一个病人投诉我。因为我以心换心。病人进门，你冲他笑一下有什么难的？你的说话语气加一个请字，有什么难的？来看病的人，你当他们都是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小孩，你会这样呼来唤去居高临下吗？
他说大部分病患都是通情达理的。你工作做到位了，他们大多能够理解。他们要的也就是一个平等对待，争的是一口气。
他的说法，被我在医院里当“卧底医生”的那段经历验证了。对于一个完全没有医学背景的人来说，我起到了甚至连医生都起不到的作用，这是令我极其诧异的。病患是病急乱投医，他们只要看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和善的面孔，挂着照片和名牌，就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地倾诉。我的医生朋友们在解决完他们的工作以后，便将这样一部分病人转移给我，我的功用就是出借耳朵和同情心再加上温存软语。
我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听他们说疾病的起源，家庭的纠纷，老板的残酷，未来的担忧，甚至房贷还有多少没还等等，听到动情处，我会提出我的意见甚至给予拥抱。在我离开医院以后的好几个月，还有病人跟人打听那个“张大夫，人特好”。
所以我尽量地告诉医生朋友们，你如果换一种柔和的语气，多说哪怕一句关爱的话，病患和家属，都对你恨不起来。
重新建立起一种良性循环，一定需要有一方，先伸出手来。相对而言，可能医生更简单。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心术》，我希望它可以为双方打开一扇门，架一座桥，从相互怀疑敌视，到相互换位理解，尽量去信赖这个世界，我们就能增加安全感，幸福感。
（六六，原名张辛，作家。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4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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