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解放”后，“新中国”真的解放了吗？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中共成立90周年。这两个“周年”在中国大陆的不同待遇，很耐人回味。其实7月1日只是中共的“党庆”，而十月十日这一天 是一百年前武昌起义的纪念日，它是中国从几千年帝制走向共和的历史转折点。这次革命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全世界中国人引以自 豪的光荣节日。然而中国大陆，却把自己一个政党的生日弄成惊天动地的全民节日，不惜劳民伤财旷日持久，而把整个国家从帝制走向共和这个关乎每个中国人的重 要节日放到一旁，显得冷冷清清。

对于中国大陆执政党来说，当然说得过去，因为辛亥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国，叫作“中华民国”，那是“旧中国”；而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新中 国”。如果高规格地纪念辛亥革命，岂不是变成庆祝中华民国的国庆，岂不是自己在搞“两个中国”？其实，中国大陆官方大可不必紧张，因为地球上的中国只有一 个，但国号却有两个，这是中国内战的结果，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不必害怕“中华民国”这个国号。连中共在1949年以前都是中华民国辖区内的一支反政府 力量，也并没有降低了这个党的身分。中共在内战中打败了中华民国的政府军，占领了中国大陆，建立了新的中央政府，才起了一个新的国号。中华民国的政府退到 台湾，它虽然在内战中失败，但并未灭亡，只是辖区小了，而国号依旧。于是台湾海峡西边就出现了两个“中国”，有了所谓的“旧中国”和“新中国”，但本质上 一个中国并无改变。

其实，台湾还是中华民国政府从日本人手中收回的。正是由于这个政府一直坚持“中华民国”的国号，这个岛屿才和大陆一样，都是中国的领土，都是中国 的一部分，没有独立出去，成为“台湾国”。中国大陆官方对“两个中国”怕得要命，实际上是在国际上争个名份，即谁是“正统”，谁能代表中国。而这“名 份”，其实也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目的，是封杀台湾的一切国际联系，逼它收起中华民国的国号，像香港一样成为北京直辖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先是“一国两制”， 然后“一国一制”。于是内战的遗留问题就完满地划上句号，“旧中国”完全消灭，“新中国”取得完全的胜利。

众所周知，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朝代更替，已是家常便饭。光是辛亥革命以后这一百年，入主北京、南京的执政者就像走马灯一样换个不停。历史都是胜利 者写的，老百姓对于“城头变幻大王旗”也都司空见惯，嘴里虽然不说，心里却有个比较。包括国共内战的是非曲直和“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方方面面，虽然纸 上的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事实总归是事实。

中国大陆不仅将中华民国称之为“旧中国”，官方还历来喜欢将1949年大陆建政后称为“解放后”，整个大陆人习惯成自然，就是在海外的大陆人士， 也这样称呼。但也有头脑清晰的人士对此强烈质疑；比如著名博客作者汪园斐就是一个。在文章中，他问“解放”到底解放了谁？1949年后，大陆人民有没有得 到解放？作者做一个简单的检视：

1，工人得到解放了吗？“解放”前，工人可以自由组建工会、自由组党和加入不同政党，可以依靠自己的工会维护自己的权益，一个工人的薪金往往可以养一大家子人。 “解放”后，工人没有组建工会的权利，只能被迫面对共产党一手操控的伪工会，没有任何实质的参与权，更不用提组建政党和自由入党了。工人不但受到残酷的剥 削和压榨，并且没有任何实质的维权渠道。工人的薪金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本无法养家糊口。在21世纪的今天，在大陆就连富士康这样着名的厂商都频频被曝 虐待工人，其他小企业更不用提了。敢于反抗的工人，要么被老板威胁甚至殴打，要么被当局“维稳”、监控甚至抓捕、判刑。

2，农民得到解放了吗？“解放”前，农民如果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自由耕种，也可以租给别人，自己当“地主”。如果没有自己的土地，可以租种别家的土地谋生。如 果上述情况都不适合自己，可以去当工人。农民只是一种职业，不是一种身份的标志，也没有所谓的户籍制度，想迁徙到城市或别的地方，都是自然而然、十分简单 的。“解放”后，有地的农民被毛泽东以“公有制”的名义把土地给抢去了，而“改革开放”后，农民虽然“分”到了土地，但所有权居然不是自己的，自己不过是 “承包”而已，说白了就是：土地是党的，大家只能从党手里租地来种。农民有时候连想种什么都不是自由的，党和政府命令你种什么就得种什么，但亏钱了他们却 不负任何责任。所有的农民都被党的户籍制度绑在土地上，无法自由迁徙，“农民”成了身份的标志，成了下等人，去哪里都要看所谓干部和城里人的眼色。

3，知识分子得到解放了吗？“解放”前，知识分子享有充分的舆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可以自由创办各种报刊、杂志，可以自由发表各种文章， 可以自由组党、结社等等。知识分子德高望重，是人民的表率，是最受尊重的人群之一，知识分子的收入在社会当中也处于上层，享有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 “解放”后，知识分子先是被罗织各种罪名进行屠杀和迫害，而后剥夺自由创作、自由出版、自己办报、自由发表的权利，没有任何实质的政治自由，举手投足都要 看党的脸色，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收入处于社会中下层，难以养家糊口。大部分知识分子失去了灵魂，有的成了犬儒，有的成了“叫兽”，甚至有的成了“五 毛”……，都得不到社会的尊重。

4，商人得到解放了吗？“解放”前，商人为国也好、为民也好、为己也好，兴办实业、走南闯北、自由交易、经营家业……，一切都安然自在，辛辛苦苦积攒的财产也得到充分的保护，可以安安然然的世代继承、拥有和享受，也可以自由举办慈善事业，扶残济困。 “解放”后，商人财产被迫“充公”（实际上落入党的口袋），商人被禁止经商做生意，商人的地位处于社会最底层。“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可以经商了，但能赚 钱的行业都被红色贵族垄断，商人只能去干最苦、最累、利润最微薄的行业。而且还要被红色贵族榨取重税，商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而辛辛苦苦积累的财产也得不 到保护，随时存在被红色贵族强行“征收”甚至罗织罪名“没收”的风险。在21世纪的今天，功夫巨星李连杰的“壹基金”居然只能挂靠在官方慈善机构下面才能 运作，并且还有签约期限，出现慈善义举可能无法继续进行的荒唐局面。

可见，所谓的中国大陆人民的“解放”，只不过一种彻头彻尾的谎言和欺骗，得到“解放“的不是工人、农民，也不是知识分子、商人，“解放”的仅仅是 杀人成性、荒淫无度、专制恋权、贪污堕落的权贵暴政集团成员及其子女。人民不单没有得到“解放”，反而被奴役更深了。和“新中国”相比，“旧中国”反而拥 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尊严。1949年“新中国”后，中国大陆人失去了哪些自由和权利？列举如下：

一、言论自由。民国时期，人们谈论国事非常踊跃，一般情况下不必担心仅因言谈而带来严重后果。而“新中国”，从一开始的人们相互检举、人人自危乃至家人反目，直至今日人们动不动就会因为几句所谓的敏感言辞而被“国保”、“国安”请“喝茶”、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谩骂、殴打、拘留；连官媒记者都因正常报道“河南洛阳性奴案”而泄露国家机密遭警告。

二、游行、示威自由。民国时期，人们因不满政府而举行的各种抗议、游行、示威活动比比皆是，就连大陆官方美化自己所谓“革命”历史的各类影视作品中，都少不了各种大规模游行、示威的画面，可见当时人们是享有充分的游行、示威自由的。 许多游行、示威活动都在当时的总统府附近举行，并且受到总统蒋中正的亲自接见和对话。反观“新中国”后，除了官办官许的游行、示威，人们从未有过真正的游 行、示威。就连60余年后、21世纪的今天，游行、示威对中国大陆人而言，仍然是多么遥远的梦想。“新中国”由于自知其非，深怕人们的抗议活动会导致自己 的垮台，向来对任何形式的游行、示威活动都严厉镇压。“新中国”一直不遗余力的推行“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别说游行、示威的举行，就算是有任何 游行、示威的倾向而已，相关人员都可能遭到抓捕。

三、结社自由。民国时期，中国政党林立，包括当时身为叛乱组织的中国共产党都能得以存在，其他各类组织更是不胜枚举，可见社会有充分的结社自由。然而“新中国”后，除了几个花瓶组织外，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组织。但凡民间一出现结社倾向，“新中国”就大为紧张，迅速出动警察对相关人士进行抓捕、判刑。可是，就算是那几个掩人耳目存在的花瓶组织，许多成员甚至领导人都“旧中国”的“地下党员”。

四、出版自由。民国时期，文人办报、出版书籍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也是那个时候，中国出现了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胡适、鲁迅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他们可以在政府的眼皮底下公开出版各种“异见”书籍并公开发售。作为“颠覆国家政权”为目的“新华日报”，都居然可以堂而皇之的在当时的首都南京和陪都重 庆公开发行，这在今天是不可想像的事！“新中国”后，所有的自由出版物均被取缔，无一幸免。包括当初的“革命”文人在内的大批文人，历经“新中国”各类整 人运动后，自杀的自杀、枪毙的枪毙、发疯的发疯……，总之非死即伤，少量幸存的也都奄奄一息、苟活图存。综观今日“新中国”，可有哪家不受党操控的报纸和 杂志？可由哪本“禁书”可以自由发行？就算是体制内记者、编辑，因说话“不小心”而被整肃的比比皆是。

五、学术自由。民国时期，大学不是由政府控 制，而是由教授、学者甚至学生控制，政府除了拨款，其他方面管的不多。因此才出现了学术争鸣的局面。甚至在8年抗战时期，学术界仍然取得许多重大成果。那 时候，教授、学者秉持学术良心，广受各界尊重。如对政府部门不满，教师、学生还会罢课抗议。此外公民还可以自由办学，所以那个时候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私立高 校、中学、小学。“新中国”后，教授学者被批斗，被骂“臭老九”。学生在校期间除了接受洗脑教育，毫无其他可为之处。在“新中国”宣称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 的今天，教授学者不是自甘“犬儒”在为“新中国”涂脂抹粉，就是在忙着跑项目、拉赞助，或者在忙着评职称、跑官位。学生被严密控制在校园内，无法组织真正 的学生会和其他真正的社团，也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不是在谈恋爱就是在忙着入党，更谈不上拥有其他政治权利和自由和想法。

六、信仰自由。民国的时候，人们信佛、信道、信教，无人干涉、限制。国内古寺、名刹、道观、教堂到处都是。“新中国”后，在物质上 毛泽东通过“破四旧”、“文化大革命”等手段，将各类宗教场所破坏殆尽；在精神上，通过强制推行“无神论”教育，让人们只知马列，不知如来耶稣。“新中 国”还通过“宗教管理局”等无神论职能机关和通过成立所谓的“佛教协会”和“三自爱国教会”等，来控制宗教信徒。对于不接受“新中国”宗教控制的信徒， “新中国”就会予以制裁。

七、永久拥有土地和房屋，私有财产受到保护。民国时期，人们的土地、房屋和其他私有财产都是受到政府和社会保护的，只要自己不卖、 不送给他人，就永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世代继承。“新中国”后，将所有的私有土地以“国家”的名义予以抢夺，对有利用价值的房屋也明目张胆的强行予以 “征收”，人们的其他财产也不同程度的被“新中国”以各种名义抢夺、没收。时至今日，老百姓倾其一生所得去购买的房屋亦仅仅是“70年产权”。不但如此， “新中国”任何时候想要国民的房子，国民都不能拒绝，否则将面临强征、强拆的命运。人们的其他财产亦没有充分的保障，“新中国”盯上国民的财产时，就会给 国民构陷各种罪名，然后以各种貌似合“法”的手段对财产进行没收。此刻，正在发生的新移民潮，就是人们对自己的财产寻求保护的结果。

八、自由买卖，没有城管。民国时期，人们摆摊设点，利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取生计，从来不受任何部门的限制，更没有所谓的“城管”存 在。即使在今日的民国台湾，路边摊还是吸引无数游客的一大亮点。然而“新中国”后，为了掩盖百姓生活艰难的事实，为了防止自由商业的发展会威胁到“新中 国”的统治，为了从商贩的身上榨取更多的税收油水，“新中国”就成立各种机构，养着一群称为“城管”的流氓土匪，对老百姓赖以生存的自由商业活动百般阻挠 甚至任意殴打百姓、砸毁设备、抢夺财物。

九、公平致富、自由选择经营行业。民国时期，只要勤劳肯干，人们发财致富的机会相对是均等的，人们通往上层社会的道路并没有堵塞， 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经营行业，不受各种名目繁多的控制和审批。“新中国”后，先是搞大锅饭，富人变成穷人，穷人永远是穷人、永无翻身机会，大家都吃不饱饭。 后来“新中国”搞了“改革开放”，但“改革开放”最大受益者都是“新中国”特权阶层，普通百姓甚少有机会。此外，“新中国”为了牢牢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 社会上的经营者进行各种各样的限制，经营者没有自由选择经营行业的权利。能赚钱的好行业都被“新中国”特权阶层把持，普通人只能去做赚钱少而且又苦又累的 行业。

十、自由行善。民国时期，教会、寺庙、富豪、名人、乡绅举办的各种慈善机构比比皆是，穷人走投无路时，都可以寻求他们的各种帮助。 “新中国”后，深怕各类慈善机构抢了“党和政府”的光，对各类慈善机构赶尽杀绝。在21世纪的今天，一个个有心慈善的富豪在“新中国”想创办一个慈善机构 比登天还难，大部份的捐款捐物只能通过“新中国”各级政府和“新中国”把持的官方慈善机构。在“新中国”统治下，行善都成了举步维艰的事情。

十一、迁徙自由、就业自由。民国时期，人们拥有自由迁徙的权利，不用办暂住证，没有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之分。农民只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身份的标志。“新中国”后，为了最大限度控制和监视人民，炮制了户籍制度，将公民分为三六九等。农民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农民及后代饱受各种歧视。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腐朽制度依然存在。 在民国时期，人们在就业方面十分自由，可以自由流动，没有监视公民的档案制度，没有变态的档案托管，没有所谓的组织关系转进转出。“新中国”如果没有所谓 “组织的安排”，要想调换工作难于登天，另外所谓的“档案”跟着人一辈子，永远也别想逃出“新中国”手掌。就在21世纪的今天，高校毕业生还面临着变态的 “档案托管”，除了给工作和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每年还要搭上几百数千元的血汗钱。

十二、组建工会、罢工的自由。根据历史档案，民国时期，包括共产党策动的罢工在内，工人罢工事件十分平常，正如在今天的西方民主国 家，工人罢工是很平常的事。那时候，工人可以自由组建工会等自己的组织，不必有任何政府的背景涉入。“新中国”后，在各级单位广泛设立了“工会”，但此 “工会”非彼“工会”。“新中国”所谓的“工会”除了作为统治的一个工具，存在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混淆视听、欺骗工人和外界。因为这个工会从来没有真正的工人参与，也从未听说过有此类工会主动出面真正为工人争取权益的事例。 在“新中国”，工人罢工更是遥不可及的“浮云”，想罢工的工人恐怕还没有行动，就已经全数被抓捕、拘留了！领头的工人或推选出来的工人代表更是会面临重判 和酷刑的待遇。“新中国”在还没有夺取政权的时候，用谎言和欺骗获得了工人的支持，但夺取政权后“兔死狗烹”，对工人的压迫和控制从未缓解过。……

以上不过是随手列举的一些方面，其实与现在相比，“旧中国”老百姓享有的权利并不止这些。列出这些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60多年前有多么美好，而 是让人们看到，60余年前，中国或许并不完美，但至少那时候人民拥有上述的权利。另外，“旧中国”立法、行政、司法是相互独立的，公路是没有收费站的，学 校和企业是没有“党委”和“党支部”的，政党是不能凌驾于国家和民族之上的，猪肉是不会有瘦肉精的，饭店是没有地沟油的，大米是没有石蜡的，养鱼是不放避 孕药的，豆芽是没有尿素的，米酒是没有甲醇的，馒头是没有染色剂的，……。

6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本应在原有的基础上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获得更多，就如同今日的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台湾一样。然而“新中国”硬 生生的把老百姓给禁锢了，60多年来，社会不单没有进步，反而严重倒退了。人们不得不质疑，“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里，“人民”和“共和”是假的。在 这个国家，人民既不能自由选举国家领导人，也不能自由选举人民代表。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不但是个橡皮图章，而且对它所“代表”的 人民怕得要命，每逢开会都如临大敌；军警倾巢出动，像拉网一样肃清一切上访冤民，绝对不能有一个漏网之鱼跑出来，以免吓坏正在领会首长讲话精神的“人民代表”，或是打扰了他们欣赏专场文艺演出的雅兴。

在这个遍地挂满“人民”招牌的国度，一切政务，党早已全部包办，老百姓就不必再去瞎操心了，这叫“坚持党的领导”。不光政治上垄断一切，经 济资源也是中国大陆执政党一手操控。现在虽然有条件地“允许”民营经济存在，“允许”农民包产到户，但所有的自然资源，国家经济命脉和获利最丰的产业，则 完全操在国家手里，而国家机器是由官员运作的，官员又是由执政党任命的，其实一切有实权的官员全是党员，所以全部国家资源无不掌握在执政党手里，这叫“坚 持社会主义”。如今中国大陆的全部国土和水面以及地下矿藏，已经百分之百地“官有化”。任何人所居住的房屋和死后埋葬的坟地，全是党租给他的，没有一平方 厘米的土地属于个人私有。所以如果从所有权来说，“新中国”的居民不但是“上无片瓦遮身”，而且还“死无葬身之地”。对全国居民如此彻底的剥夺，不但和 “旧中国”不同，就是在全世界，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

当年起兵反对中华民国政府时，毛泽东把那场革命叫作“新式农民战争”，也用“打天下，坐天下”这种农民口号来鼓舞士气，并且在打进北京，以后进入 中南海“坐”起天下来了。“坐天下”者，就是把“天下”当作自己私产，也就是“家天下”。现在由党来实行“家天下”，自然就是“党天下”。储安平在 1957年把此事一语道破，结果“人间蒸发”。其实毛泽东进城以后，就把“新中国”当作自己“家”一样，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毫无顾忌， 也毫无节制监督，若异议，就算国家主席和党章接班人，照例“人间蒸发”。

辛亥革命以前，各个朝代的帝王虽然都实行“家天下”，并且大修陵寝，但都把陵寝修在远郊，而不是把棺木放在都城。这当然是追求“风水”，但也未尝 不隐含这种考虑：万一改朝换代，他还能在都城享受香火吗？然而“党天下”却比皇帝的“家天下”更加牛气，从苏共开始，就把党领袖葬在首都。中国大陆执政党 也特地把毛泽东的坟墓放在首都的心脏。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任何皇帝都不能望其项背的。

“新中国”还有一个特色可以说举世无双：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在中国的领土上虽然有几百万大军，却归党所有，是党卫军。 全世界文明国家的军队都是属于国家的；只忠于宪法，绝不属于任何党派。文明国家的政党，都是靠自己的政见去争取人民授权，然后上台执政。而“新中国”实行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先是用暴力“打天下”，然后用暴力“坐天下”。“旧中国”不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不曾有过“新中国”这样空前绝后的党禁报 禁，这样空前绝后的信息封锁和思想箝制。

更发人深省的鲜明对比是，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台湾海峡两岸，即被中国大陆执政党用武力打败而退到台湾的“旧中国”，经过1980年代解除党禁报禁和自由普 选，已经远远走在海峡对岸这个“新中国”前面，实现了宪政民主。虽然在民主生活中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它已经走过了决定性的一步，进入人类现代文明的共 同归宿──自由民主的殿堂了。

这，是辛亥革命之后经过百年的风风雨雨，中国人至今所得到的最宝贵的成果。现在两岸交往日益密切，但愿大陆的中国人也能尽快享受到这种成果。